趙本義
（西北大學社科係副教授）
當代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曆史進程，凸顯的成就是社會物質層麵的巨大變化，但當要全麵審視改革開放30年的社會場景時，我們應該看到是當代中國人的思想和精神生活發生了深刻的轉變。這種轉變是改革的先導和契機，而且對改革開放具有重大的推動作用。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思想解放過程中的深層問題也日益顯露出來。本文試圖從思想解放的典型曆史案例及其一般過程給我們所提供的諸多啟示來解讀當代中國的思想解放及其前景。
一、人類自我解放的三部曲
當代中國人的思想解放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具有特殊的意義，當代中國人也似乎特別關心思想解放。觀念陳舊，思想保守被人們認為是落伍於時代的標誌，甚至是造成社會發展緩慢的根本因素，由此而造成的貧窮與落後往往不會贏得人們的同情和幫助。1978年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使人們思想大解放。思想解放成了當代中國人一個共同的價值訴求，它把我們帶回到人類思想解放的曆史場景中。
從思想解放的曆史場景中來看，思想解放並不是當代人或中國人所遇到的話題，而是一個曆史話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人類的一個永恒的話題，以往的某些曆史階段中的人們的思想解放比當今時代人們的思想解放也許具有更為深遠的曆史價值；中國人的思想解放也往往比不上某些民族思想解放得那樣宏大和深刻。在我看來，這一結論是從人類思想解放的曆史過程的基本規律可以領悟到的。
人類的思想解放，更寬泛一點說人類的精神解放，本質上是人類的自我束縛的解鎖問題。盧梭說：“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自以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隸。”對人類的束縛而言，有二類：一類是自然束縛，另一類是來自人及其社會的束縛。對自然束縛而言，人與動物並無不同。這種束縛是外在的，強加給人和動物的。在這方麵問題的重大區別在於人與動物的解鎖工具不同及其效果和後果各不相同。另一類束縛是動物沒有的，這就是人所特有的精神束縛、思想束縛和社會束縛，這是人自己加於自己的束縛，是人的自我約束狀態，這種約束的根源就在於人有精神性、思想性和社會性。這三者在把人提升到高於動物的境界的同時，也給人們套上了沉重的精神負擔、思想包袱和社會重壓，或者說，從一定的意義上看，對人而言，思想、精神重壓和社會本身就是束縛。精神的向往便是信仰，思想的成果便是理論，社會的形成便是價值的整合。於是，信仰、理論和社會是人的自我束縛，要真正的徹底的解除這種自我束縛，就必須消解信仰而不是用一種新的信仰去加以替代。從曆史過程上看，往往是用理性哲學或思想去消解信仰，但與此同時，人類給自己又套上了思想束縛或理論束縛，理論束縛的解除是社會的實踐過程，但這又給人們套上了社會束縛，解除社會實踐整合中的束縛就是當代曆史的基本任務。因此，我們也可以把人類社會的曆史理解為本能的束縛階段和自覺意識的約束階段，而在自覺意識的約束階段中，則表現為信仰約束、思想約束和實踐約束三個階段。
二、信仰解放
信仰束縛階段曾是人類曆史相當漫長的一個曆史階段。這一曆史階段的最高成果就是形成了絕對的唯一神觀念，這在猶太古代文化中表現得極為突出，當然古希臘文化和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倫、印加文化中都有充分的表現。但有的民族在沒有外來文化的影響下實現了信仰解放，而有的在外來文化的影響下才實現了信仰解放，在這方麵的案例有古代希臘人從宗教神話崇拜中解放出來、社會下層的猶太人從猶太教分離而形成新的理性宗教——基督教的解放運動、西方近代的宗教改革運動、中國春秋時期的信仰解放運動、西方近代的啟蒙運動。
第一個案例從總體上是曆史的喜劇，盡管表現在蘇格拉底身上具有一點悲劇色彩。柏拉圖通過“洞穴比喻”深刻地揭露了這一過程中的深層問題，主要是持有理性的，主張社會正義的，試圖建構世俗理想社會的哲學家與處於洞穴中的被鎖鏈捆綁著而不能實現靈魂轉向的、以幻影為真實的人們之間的衝突，簡單地說是哲學家與信仰俗眾之間的衝突。核心問題是什麼是正義，主要症結是好的城邦何以可能。柏拉圖的基本結論是於其靈魂有益的東西就是善，一個人要是不懂得“善本身”或一般說來不懂得善的理念，那他就不可能是正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