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曆史起點和邏輯起點，也是鄧小平理論的曆史起點和邏輯起點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作為一種科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的核心內容，是毛澤東思想的曆史起點和邏輯起點，也是鄧小平理論的曆史起點和邏輯起點。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之間的關係，是一種繼承和發展的關係，作為兩大理論精髓和靈魂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也是一種繼承和發展的關係。因此，弄清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形成和體係建構中的地位，弄清鄧小平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對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新運用、新發展和新闡述，是深刻認識和科學把握鄧小平理論的首要前提。
在實事求是這個馬克思主義根本點中，蘊含著相互聯係著的兩個方麵的涵義：一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路線，通過對於客觀事物的調查研究，找出客觀事物的內在聯係，引出客觀事物固有的規律性；二是將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把一般規律性的認識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結合起來，通過調查研究的途徑，引出具體的路線、方針、政策，以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不斷走向勝利。我們的思想是否符合實際，我們的實踐能否取得成功，關鍵在於能否按照客觀事物的本來麵目去認識世界，根據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來改造世界，真正做到實事求是。毫無疑義，實事求是是毛澤東、鄧小平創立和建構中國革命和建設理論的一條主線。
1.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曆史起點
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伊始就著手進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艱辛探索。然而中國革命的實踐表明，要認清中國的具體國情，科學地把握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把馬克思主義正確地運用於中國的具體環境，是要經過艱辛的探索和實踐經驗的積累方有可能實現的。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遵義會議前的14年間，雖有過毛澤東等許多同誌的努力，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但由於還沒有確立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在全黨思想上的主導地位，因而對於中國國情的認識還不十分清醒，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得不好，使黨和革命事業遭受了嚴重挫折和失敗。陳獨秀對於中國國情缺乏深入了解，不能正確把握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特點，沒有清醒地認識到在新的時代和社會條件下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可以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而與社會主義的前途聯係起來，而是以歐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模式來對待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至放棄無產階級對於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在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新右派的進攻麵前妥協退讓，終於導致第一次大革命的失敗。上個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教條主義在黨內盛行，王明等人拒絕研究中國實際，照搬經典作家的本本，照搬共產國際的決議，照搬蘇聯革命的經驗，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推行“左”傾冒險主義，使當時的革命根據地和紅軍損失百分之九十，白區的黨組織幾乎喪失殆盡。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和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盡管表現為兩個不同的極端，但從思想路線和思想方法來看，其共同點都是唯心主義和主觀主義的，都違背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思想方法，都嚴重脫離了中國革命的實際，都給黨的事業造成了嚴重危害，導致了黨的曆史上的兩次大失敗。由於教條主義已經成為我們黨實現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開辟中國革命正確道路這一曆史任務的主要思想障礙，因此，要科學認識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的特點，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的成功結合，就必須破除那種“把馬列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指示神聖化”的錯誤傾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深入研究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的本質與規律。這一艱巨而繁重的曆史任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不斷總結中國革命正反兩方麵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完成的。
毛澤東早年就重視實學，務求真知。他在《講堂錄》中曾記下這樣的修身格言：“士要轉移世風，當重兩義：曰厚曰實。厚者勿忌人；實則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他重視向社會學習，從實踐中獲得真知。他寫道：“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遊四宇尚已。”在《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一文中，毛澤東主張打破思想界的強權與獨斷，破除對於聖人之言的迷信，提倡“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引入實際去研究實事和真理”。1920年3月，他在致周世釗的信中寫道：“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於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毛澤東正是以這種重視實學實功、麵向社會人生、務求真知的態度，在“五四運動”前後，對流行於中國思想界的種種主義和學說加以分析比較，最後確認馬克思主義為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真理，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初步掌握了認識問題的科學方法，並老老實實地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鬥爭問題。應當說重視實學、務求真知還不是作為思想路線的實事求是，但其中已蘊含著實事求是的精神。這種精神是毛澤東思考改造中國與世界問題的出發點，也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理論生長點。
在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之後，毛澤東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逐步形成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就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方法深入研究中國社會，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狀況和政治態度，初步解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對象、動力、領導權和同盟軍等問題。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開始自覺地提出黨的思想路線問題。1929年12月在他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中，已經把調查工作提到肅清唯心觀念（即指主觀主義）以實現對革命的正確指導，否則就會犯機會主義或盲動主義錯誤的高度來認識。這就在實際上提出了黨的思想路線問題。1930年5月，毛澤東為了反對黨內的教條主義，寫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這篇文章作為毛澤東最早的方法論著作，提出“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這一深刻命題，概括地闡述了黨的思想路線的基本內容。針對唯書唯上的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澤東指出：“我們說上級領導機關的指示是正確的，決不單是因為它出於‘上級領導機關’，而是因為它的內容是適合於鬥爭中客觀和主觀情勢的，是鬥爭所需要的。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麼‘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鬥爭中，證明了是對的。我們的鬥爭需要馬克思主義。我們歡迎這個理論，絲毫不存什麼‘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在裏麵。”我們應當聯係實際學習、研究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根據實際情況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上級的指示，為此，就必須努力作實際調查，弄清問題的曆史與現狀，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我們要完成革命的任務，全靠無產階級政黨鬥爭策略的正確和堅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鬥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裏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鬥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若安於現狀，不求甚解，盲目樂觀，固守一成不變的保守的形式，以為黨的代表大會決議的本本，既定的策略和辦法，可以保證永久的勝利，不能根據實際情況及其變化提出新的策略和辦法，這樣的思想方法是完全錯誤的，“完全不是共產黨人從鬥爭中創造新局麵的思想路線，完全是一種保守路線”。毛澤東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主張通過調查了解問題的曆史和現狀，做出正確的階級估量，製定正確的鬥爭策略。在《反對本本主義》這篇文章中，作為黨的思想路線的實事求是的理論內涵盡管尚未得到自覺而規範的表述，但已基本形成。特別是毛澤東明確提出“共產黨人從鬥爭中創造新局麵的思想路線”，這是黨的思想路線形成過程中的一塊重要界碑。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為了批判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闡明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毛澤東以很大精力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從哲學的高度總結曆史經驗。1935年12月，毛澤東寫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認真總結政治路線方麵的經驗，批判了王明等人否認中國革命的經驗、脫離中國國情、靠背誦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來指導中國革命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揭示這一錯誤的哲學根源和思想方法根源。1936年12月，毛澤東又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認真總結軍事鬥爭方麵的經驗，批判了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的軍事路線，強調研究戰爭問題的方法論，指出研究戰爭“應該著眼其特點和著眼其發展，反對戰爭問題上的機械論”。1937年7月和8月，毛澤東在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係統總結中國革命十六年的曆史經驗的基礎上，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兩篇重要著作。《實踐論》闡述了以實踐為基礎的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知與行的具體的曆史的統一，揭示了認識的辯證發展過程和根本規律，強調實踐是認識的基礎、認識的動力、認識的目的、認識的檢驗標準，要在實踐中不斷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矛盾論》闡述了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共性與個性的統一，認為這是矛盾問題的精髓，強調要在矛盾普遍性的指導下，注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進而找到解決矛盾的正確方法。《實踐論》和《矛盾論》從哲學的高度批判了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為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作了哲學論證，為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奠定了堅實的哲學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