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氏愛著她的丈夫，她像所有女人一樣，渴望被關心和寵愛，隻是殘酷的現實粉碎了她作為一個女人、一個妻子唯一的夢想。
在許多個輾轉反側、夜不能寐的夜晚，她隻能一個人默默承受那似乎永遠也看不到盡頭的孤單與痛苦，她找不到可以讓自己解脫的方法，殘酷的現實一點點消磨著她那原有的美好，她變成了一個可憐的女人，當看到丈夫對另一個女人極盡體貼之能事時，她的絕望和怨恨，卻從未有人理會過。
林徽因隻看到了母親醜陋的一麵，卻沒能像對待其他朋友那樣，給她多一些的體諒，甚至不理解母親的難處和苦楚，母親曾經踮起腳跟，想要擁抱幸福，卻被狠狠地摔倒在地，沒見到半點幸福的影子。
有多少人同林徽因一樣，將善解人意統統給了朋友，卻將蠻橫無理給了身邊最親近的人，這不得不說是我們自己的疏忽，注定會成為一個遺憾。
有矛盾，要及時說出來，及時化解，不要憋在心裏。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實則殺傷力巨大，你怎知它不會隱藏在心中的某個小角落，偷偷地生長，直至有朝一日成為悲劇的導火索呢？
將好壞看開
死亡是生命的最後一幕，曾經的悲歡離合也將在這裏終止，所有的恩怨情仇也將一筆勾銷。
生老病死，人間常態，或早或晚，人人都須麵對，與其怨天尤人，不如把好與壞、生與死都看淡、看開。
抗日戰爭勝利了，林徽因終於可以從偏僻荒涼的小村鎮回到心心念念的北平了，嶄新的黎明和曙光卻並沒有給她帶來生的奇跡，她在一日一日地走向死亡。
梁從誡回憶道：
這幾年裏，疾病仍在無情地侵蝕著她的生命，肉體正在一步步地辜負著她的精神。她不得不過一種雙重的生活：白天，她會見同事、朋友和學生（按：林洙就是在這段時間內，作為梁林夫婦多年學生助手程應銓的未婚妻，走入他們的世界的"，談工作、談建築、談文學……有時興高采烈，滔滔不絕，以致自己和別人都忘記了她是個重病人；可是，到了夜裏，卻又往往整晚不停地咳喘，在床上輾轉呻吟，半夜裏一次次地吃藥、喝水、咯痰……夜深人靜，當她這樣孤身承受病痛的折磨時，再沒有人能幫助她。她是那樣地孤單和無望，有著難以訴說的淒苦。往往愈是這樣，她白天就愈顯得興奮，似乎是想攫取某種精神上的補償。四七年前後她的幾首病中小詩，對這種難堪的心境作了描述。盡管那調子低沉陰鬱得叫人不忍卒讀，卻把"悲"的美學內涵表達得盡情、貼切。
1945年抗日戰爭剛剛結束，外界就有她病逝的傳聞，李健吾在上海《文彙報》上發表《咀華記餘·無題》感歎："一位是時時刻刻被才情出賣的林徽因，好像一切有曆史性的多才多藝的佳人，薄命把她的熱情打入冷宮。"
好在她福大命大，病逝隻是無中生有的誤傳而已。
1947年，她的肺病已經到了晚期，嚴重感染的腎髒隨時都會奪去她的生命，終止她的呼吸。
同年10月，病情惡化的林徽因住進中央醫院，病床上她托人帶話給張幼儀，詢問能否見上一麵。雖不明緣由，張幼儀還是帶著徐誌摩的兒子徐積鍇來到醫院。林徽因仔細地打量著這對母子，似乎在確認些什麼事情，最終還是沒能說出一言半語。
為什麼在最後時刻想見一見張幼儀母子，她沒有說，我們也就無從知曉，張幼儀也沒有問，這是兩個女人無聲的交流。
這一次住院做手術，林徽因自知凶多吉少，提前給費慰梅寫了訣別信，算是最後的道別。沒有悲愴，隻有淡淡的不舍與留戀。
然而，她是幸運的，再一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她以主人翁的熱情，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國的建設中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連續熬夜，一再堅持，似乎一下子恢複了最飽滿的精神狀態。
實際上，她的身體健康已近枯竭。親近的朋友都知道，拜訪她的時候有必要帶上一個懂事的人，知道話說到什麼時候需要刹車，管住舌頭，及時告辭，避免過度耗費她的精力。
50年代，林徽因收獲了許多榮耀，而每一份榮耀背後，都隱藏著十二分的辛勤和愈發枯竭的生命力。
1953年，林徽因出席第二屆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偶遇蕭乾。他坐到她的身邊，輕輕握了一下她的手，叫了她一聲"林小姐"。林徽因感傷地說："哎呀，還小姐呢，都老成什麼樣子了。"蕭乾安慰說："精神不老，就永遠不會老。"
她也希望自己不要變老，不要生病，她還有許許多多未能如願的心事，還有許許多多剛有眉目的計劃，她積攢了一輩子的知識學問、經驗技術，都要奉獻給偉大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