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給沈從文的信中，不難看出她的痛苦和無奈："如果有天，天又有旨意，我真想他明白點告訴我一點事，好比說我這種人需不需要活著，不需要的話，這種懸著的日子也不都是奢侈？好比說一個非常有精神喜歡掙紮著生存的人，為什麼需要肺病，如果是需要，許多希望著健康的想念在我也就很奢侈，是不是最好沒有？"
她想將無望的生活看透，上天的旨意又是如何安排她的人生，是走是停，是去是留，她隻需要一個痛快的答案，她有平靜接受的心理準備，可上天不回答，隻是沉默著。
關於這段生活，梁再冰在許多年後曾有一段令人心酸的回憶：
四川氣候潮濕，冬季常陰雨綿綿，夏季酷熱，對父親和母親的身體都很不利。我們的生活條件比在昆明時更差了。兩間陋室低矮、陰暗、潮濕，竹篾抹泥為牆，頂上席棚是蛇鼠經常出沒的地方，床上又常出現成群結隊的臭蟲。沒有自來水和電燈，煤油也須節約使用，夜間隻能靠一兩盞菜油燈照明。
我們入川後不到一個月，母親肺結核症複發，病勢來得極猛，一開始就連續幾周高燒至四十度不退。李莊沒有任何醫療條件，不可能進行肺部透視檢查，當時也沒有肺病特效藥，病人隻能憑體力慢慢煎熬。從此，母親就臥床不起了。盡管她稍好時還奮力持家和協助父親做研究工作，但身體日益衰弱，父親的生活擔子因而加重。
更使父親傷腦筋的是，此時營造學社沒有固定經費來源。他無奈隻得年年到重慶向教育部請求資助，但"乞討"所得無幾，很快地就會被通貨膨脹所抵消。抗戰後期物價上漲如脫韁之馬，父親每月薪金到手後如不立即去買油買米，則會迅速化為廢紙一堆。食品愈來愈貴，我們的飯食也就愈來愈差，母親吃得很少，身體日漸消瘦，後來幾乎不成人形。為了略微變換夥食花樣，父親在工作之餘不得不學習蒸饅頭、煮飯、做菜、醃菜和用橘皮做果醬等等。家中實在無錢可用時，父親隻得到宜賓委托商行去當賣衣物，把帕克鋼筆、手表等"貴重物品"都"吃"掉了。父親還常開玩笑地說：把這隻表"紅燒"了吧！這件衣服可以"清燉"嗎？
四肢無力的林徽因，堅持與美國好友費慰梅保持通信，歪歪扭扭的字跡寄托著她的情感。
費慰梅說："從來信中看，那大大小小和形形色色的信紙，多半是薄薄的、泛黃發脆的，可能是從街上帶回來，包過肉或菜的。有時候，也有朋友給的寶藍色信紙。但共同的特征是，每一小塊空間都填滿了密密麻麻的字，天頭地腳和分段都不留空，而最後一頁常常隻有半頁或三分之一頁，其餘的裁下來做別的用途。那用過了的信封，上麵貼的郵票一望即知，當時即使是國內郵件，郵資也令人咋舌。我們終於明白，為什麼一個信封裏裝了好幾封信，這樣一次寄出去，可以在郵資上避免一次揮霍。"
關於那段提心吊膽，並被疾病與貧困糾纏的日子，林徽因在給費慰梅的信中，詳細地講到了李莊的生活：
使我煩心的事比以前有些惡化，尤其是膀胱部位的劇痛，可能已經很嚴重。
…………
盡管我百分之百地肯定日本鬼子絕對不會往李莊這個邊遠小鎮扔炸彈，但是，一個小時之前二十七架從我們頭頂轟然飛過的飛機仍然使我毛骨悚然--有一種隨時都會被炸中的異樣恐懼。它們飛向上遊去炸什麼地方，可能是宜賓，現在又回來，仍然那麼狂妄地、帶著可怕的轟鳴和險惡的意圖飛過我們的頭頂。我剛要說這使我難受極了，可我忽然想到，我已經病得夠難受了，這隻是一時讓我更加難受，溫度升高、心跳不舒服地加快……眼下，在中國的任何角落也沒有人能遠離戰爭。不管我們是不是在進行實際的戰鬥，也和它分不開了。處於戰爭歲月的知識分子，除了一連串的苦難，也有片刻的歡樂時光。每到下午四點鍾，梁思成與助手們便放下手中的工作，弄一個大茶壺，與老金等人喝起下午茶來，以消解苦難與身心的疲倦。
此時嚴酷的暑熱已經退去，病中的林徽因也請人把行軍床搬到院內，與大家一道喝茶聊天，尋回一點生活的溫馨：
那些伺候了我們九到十年的破袍子爛衣服必須拿出來修補了。思成要到重慶去，他的東西必須先補。去年冬天他在重慶把它們磨損得這麼厲害，它們就像大戰後的軍艦，必須拉到幹船塢去大修，有些被魚雷或炸彈毀壞得這麼厲害，要修理還真的要很大的技巧。
在苦難中煎熬著的人，心緒多是複雜慌亂的，誰也不願意與疾病、貧窮扯上關係，若不能大富大貴，至少衣食無憂，平平淡淡也好。
"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旦夕禍福"，誰也躲不開，既然遇上了，就不如以平常心視之、待之，那些或大或小的不順心，也是欺軟怕硬的，越是膽小軟弱的人，就越是受欺負，越是堅強不屈的人，就越是容易將不順心打跑。
自救是最好的辦法，那些能夠說服別人的大道理，人盡皆知，可到了自己這裏，卻怎麼也說服不了自己。
那就不要去管什麼人生哲理，再大的道理也是人總結出來的，目的就是勸解人心，既然起不到任何作用，不如從別的地方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