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平的妹妹學蓮找來幾個同學布置新房；男同學則負責購物：餐桌是從土產商店花錢買回來的折疊圓桌，花了不到10元，碗筷現買，白菜、土豆、蔥、蒜苗之類的蔬菜是這幾位同學從各自家裏拿來的，延安倒不缺羊肉，從市場上買上半隻羊掛在窯洞門口凍起來就成。
在我住的窯洞裏橫空扯出用皺紋紙剪成的彩條。新房的大紅“喜”字是李學平的妹妹學蓮親手剪的；門上的大紅對聯是《延安文學》主編、書法家楊明春的手跡。這一番折騰，恰應了“眾人拾柴火焰高”那句話。幾天時間，新房就布置完畢。
按原定計劃，辦喜事的前一天，未婚妻從黃陵趕到延安住在女同學崔進娥家裏。第二天上午，單位用那輛半新不舊的“伏爾加”車把新娘接了過來。那年頭，結婚儀式一般都是晚上舉行。
12月26日距離元旦也沒有幾天了，但陝北不缺煤，用汽油筒改造而成的鐵爐子爐火正旺，把會議室裏烘得暖融融地。單位三十多人悉數到齊。婚禮主持人是延安著名詩人、《延安文學》副主編兼詩歌編輯組組長曹穀溪。曹詩人性格開朗，說話充滿激情。主持婚禮時的語調抑揚頓挫，很有味道。他主持婚禮時自然沒有忘記誇新娘作出從省城嫁到延安的選擇。這句話讓新娘對簡樸的婚禮不但滿足而且打心眼裏感動。
為我定格珍貴瞬間的是單位的年輕攝影師馮延軍，他小我幾歲。你看照片上的新娘新郎正在互戴紅花，新娘子神情專注。而我穿的新郎服卻寬寬大大很不合體，人也顯得很傻。照片中間可以看得見臉的那位就是《延安文學》雜誌主編楊明春。另一張照片中的我正樂此不疲地給同事遞煙、發喜糖，臉上的表情掩飾不住內心的歡喜。記得在舉辦婚禮前，我給單位的同事每人買了一張電影票以表謝意。
結婚不到半個月，新婚妻子的單位就拍來了加急電報。大意是西安市服務行業要搞“優質服務宣傳月”，讓她速歸，新婚妻子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回單位。現在想起來，這份加急電報太沒有人情味了，但在那個年代，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單位的事再小都是大事。
人生命運就是這樣的捉摸不透。你說調動難吧。兒子出生不到百天，我就從延安調回了西安。當然這不排除有機遇的因素，可是，不管怎麼說，和父親近二十年的陝北生活相比，我的調動就快多了。是鳳凰山麓這塊風水寶地為我的命運帶來了轉機嗎？不得而知。然而，關於青春的記憶就這樣永遠地留在了陝北高原的溝壑裏。
提起往事，不勝蹉跎。時光流逝，轉瞬間，我離開延安已經二十多年了。在延安出生的兒子也已經參加工作，他的年齡正好和我當年談戀愛一般大，但“80後”所處的社會環境和人生價值觀與我們當年已經大不相同了。
兒子小時候常問我們：你們結婚的時候怎麼沒有拍漂亮的婚紗彩照呢？我心想，20年前哪能和現在比，映射在生活底片上的是黑白影調，唯其黑白，記憶才有了一種不同凡響的震撼力。
發生深刻變化的還有陝北高原。你站在清涼山或者寶塔山、鳳凰山極目四望，很難找到舊延安城的模樣。延河大橋以東的舊機場跑道已經變成了城裏的一塊繁華地段，晚上華燈初上，這裏人頭攢動，熱鬧得很。
再說陝北的基調吧，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春天沙塵暴刮過來，遮天蔽日，飛沙走石，那時的延安年年植樹不見林。自從西部大開發和退耕還林還草政策實施以來，陝北正在實現由“紅色革命”向“綠色革命”的轉變。地下油氣資源的開發讓延安北邊的安塞、誌丹、吳起等縣率先走上脫貧致富之路。延安到北京、延安到上海的鐵路已經開通，橫貫陝北高原的包茂高速也不斷提升著陝北現代化的發展速度。
這些變化就像一首流行歌中所唱的那樣：“不是我不明白，而是這世界變得太快。”所以，我每次回到延安，都會深情地注視蔥綠的鳳凰山麓，我知道，那裏深埋著我青春歲月的記憶。我們全家還有個約定：一定要故地重遊，尋訪青春的記憶、拜訪老朋友。我知道，經過歲月釀造的記憶就像陳年老酒一樣香醇哩。
書裏書外安徒生
安徒生是丹麥19世紀的童話作家，出生於鞋匠家庭，13歲就出外謀生，22歲開始文學創作。以童話創作成就最大，作品一百六十餘篇。他的《皇帝的新裝》、《夜鶯》、《賣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兒》、《皇帝的新衣》等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名篇。安徒生的童話作品的基本內容是訴說勞動人民的不幸與痛苦，歌頌他們的勇敢和智慧，同時抨擊剝削者的殘暴、虛偽和愚蠢。由於愛讀所以喜歡，因為喜歡又把它化作一種理想的寄托，這就是我30年前因書結緣的一段情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