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黨生
閑了的時候整理影集，不經意間，發現了幾張蠻有趣的舊照，由此而勾起了對往事的懷念。掐指一算，那已經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的事了。
25年前的記憶
上個世紀80年代初，父母調離了陝北。
那時候，陝北的生活還比較清苦，當時流行著一種說法：“寧向南挪一天，不向北挪一磚”。“南”指富縣、黃陵、洛川這些靠近關中的地方，各方麵條件相對較好；“北”指延安以北的安塞、吳起、誌丹等縣，自然條件差。所以，能調離陝北並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父親離開延安時我已經參加工作了，所以不能隨遷。滿裝搬家行李的那輛“解放牌”卡車到了陝北和關中的分界線——銅川金鎖關後。看到“金鎖關”三個字，父親發了一通感慨：這把鎖好厲害，把咱們家在陝北整整鎖了20多年哪！隨即，他又對我說：你以後如果打算回西安的話，就不要在“那裏（指陝北）”考慮個人問題。
……
1981年5月，我由延安行署調到延安地區文藝創作研究室編輯《延安文學》，單位就在鳳凰山麓。
鳳凰山麓是延安的四大名山之一。因“葉生吹簫引鳳”的傳說而得名，古往今來堪稱延安一大名勝之地。1937年，毛澤東率領部隊進駐延安時，也把鳳凰山麓作為進城的落腳點。“文化大革命”中，鳳凰山舊居前的院子還是“毛澤東在延安革命13年陳列館”的所在地，等到延河對岸的王家坪蓋起新館之後，這塊地盤便劃歸市上幾家單位了，文藝創作研究室就是其中的一家。
家裏的調離讓我心裏多少感到有些失落。又過了兩年，我25歲，也到了談對象的時候了。曾有好友轉彎抹角地打算為我當“紅娘”，後來一打聽我有離開陝北的心思，就再沒人願意提起此事了。想想也是，傻子才願意把一輩子托付給一個“身在曹營心向漢”的主兒呢！後來，我認識了與我經曆相似的一位文友。他從陝西機械學院畢業後被分到黃陵，也是因為回不了西安的原因才在黃陵成家了。說到談戀愛，他常常開導我：天無絕人之路。會有辦法的。果然，在日後編輯部組織的一次筆會上這位文友神秘地掏出一張女子照片給我，照片上的女子高挑個兒、大眼睛，正笑盈盈地看人哩。文友說：“你有機會到西安，不妨和照片上的她接觸一下。”
“能行嗎？”我底氣不足，而這位文友不但麻利地在一張紙上寫清照片上女子的地址，還給我打氣：“怕啥？西安的女子又不是老虎？再說了，量不到米還能把升子丟了？”我一想，也是這個道理，於是，就在回家探親的時候，試著照他說的做了，沒想到還真談成了！這樣的戀愛經曆多少突兀，以至於在領結婚證前，父親還正兒八經地派手下的幹事到女友單位外調哩！至於其中的奧秘恐怕隻有當事人能說得清。
談了沒有一年的時間，我們就開始談婚論嫁了。那個時候，結婚很簡單，我們的婚禮就更低調了。這是因為父親剛調回省城，他總擔心兒子結婚這件事把握不好會給工作帶來不好的影響。再加上女友是單位的團委書記，更要注意形象，考慮再三，我決定在延安文藝創作研究室結婚。
結婚照是在西安照相館照的。女友燙了個時興的“雞窩頭”，我穿了一件新買的黃色滌綸中山裝，土氣得很。穿衣可以隨便，但結婚的日子卻不敢馬虎，我倆商量後，就把結婚的日子放在12月26日，這一天是毛澤東主席的生日。選這個日子準沒錯。我跟女友開玩笑說，咱以後不生龍胎也生鳳種！
我倆約定，我先走幾天，新娘在黃陵等消息。等把一切辦妥後，她白天從黃陵趕到延安，跟上參加晚上的婚禮就行。沒想到，李學平、李延敏、崔進娥、曹卉這幾位同學聽了以後怎麼都不同意。道理很簡單：“怎麼也得把新房布置一下吧，不能丟延安的人！”延安的朋友說。那時候，李學平已經結婚，籌辦婚禮是他的長項。他說，你以為把人家西安的女娃娃領來就這麼簡單？碗筷準備了沒有？案板有沒有？桌椅板凳呢？劈頭蓋臉的幾個問題問得我啞口無言。李延敏和曹卉在旁邊提高嗓門甩出了重重的幾句陝北話：你真是個糊腦子！
說歸說，事還得辦呀。接下來，這幾個同學一商量，就自行分工開始幫我籌辦婚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