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培林
這是一段延續了幾十年的記憶。它與每個家庭一天也不能少的爐灶有關。
前些日子，女兒的幾位同學從北京來西安旅遊，住在我家。家裏一下子多了幾個人吃飯，開始可真讓我這個不善料理家務的人有些發愁。但那天他們幾個到家後，我三下五除二地就把七八個菜端上了桌，讓遠道而來的客人胃口大開。這使我在感歎天然氣爐灶便利的同時，不由得想起了許多年前做飯的那種灶具。
那應該是上個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記憶了。
我們和母親住在她所任教的商縣中學。一間平房裏是用兩張木板支起的床，還有一張桌子、一個小書架，除此之外別無他物。那個充滿狂熱的年代，生活條件簡陋，生活用品稀缺。唯一不缺的就是接踵而來的政治運動。很奇怪，社會雖然很亂，但所有在崗的人工作態度又很認真。那種準軍事化的時間安排根本無法兼容小家庭式的生活，解決一日三餐就隻能靠學校的食堂了。家庭式的爐灶在我幼年的記憶裏便是一片空白。
“文革”的興起中斷了教師們的工作，學生的學業也中斷了學校的食堂，但卻開啟了我家的做飯時代。盡管空曠的校園已是荒草萋萋，但我們一家幾口人依然擠住在學校的一間房子裏。抄家、造反、武鬥、串聯、停課鬧革命……那是一個光怪陸離、無法保持正常教學和讀書的年代。母親為了攏住我們姊妹三個少不更事的心，讓我們安靜地待在家裏，以免出去給風雨飄搖的家再招惹不必要的麻煩，同時也為了解決生活的必需品，除了要求我們女孩自己納鞋底做鞋、采集麥稈編草帽，還讓唯一的兒子用龍須草和舊布條打草鞋，母親還規定我們輪流負責每天洗菜擀麵的事，她那心愛的兒子充當“夥頭軍”，每天坐在那個小泥爐前燒柴火做飯。
關於爐灶的記憶始於這個時候。
屋外的房簷下，是母親用黃泥巴加進一些麥秸、頭發渣，用手和勻後砌成抹光的一個能燒柴火的爐灶。為了這個爐灶，當了一輩子中學教師的母親作難了半天，她不得不找人請教盤爐灶的技巧，以保證柴火填進爐灶能較好地燃燒不冒煙。這以後，我們在荒蕪的校園裏撿來枯枝幹草，甚至用在校園四處飛舞的“大字報”的殘片燒火做飯。沒有風箱，就用一節竹筒當吹火筒。有時候，為了節省一根定量購買的火柴，不得不費很大的勁把灰燼下就要熄掉的火再次吹燃，為此搞得濃煙彌漫，幾個孩子時常被熏得淚水長流。飛騰的灰塵撲滿了衣服和頭發。最煩人的是下雨天，屋簷的雨水像水柱一樣從上往下灌，飛濺的水花打在爐灶上，連同坐在爐灶前的我們也一起被打濕了。最初記憶中的爐灶就是這樣被罩在濃濃的煙塵和濕漉漉的雨水裏。
有一次，一位學生前來看望母親，母親精心地拌餡、和麵，包好餃子準備好好款待來客。可是，那天爐膛裏的火苗卻有氣無力地很不爭氣，我把餃子下到鍋裏，水卻半天開不了，結果鍋裏的餃子全被泡成了“燴麵片”。那是一個人人自危的年代，父親因為新中國成立前在國統區是地下黨員，20世紀50年代又擔任過地方報紙的主編，而被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關在“牛棚”裏，時不時還要拉出去批鬥，在那樣的環境裏，像我們這種家庭背景的人別人躲都躲不及，這位學生還敢冒險前來看望，足見人間真情，母親自然想在物質匱乏的條件下認真地招待這位學生。可是爐子不爭氣，煮壞了餃子，母親很懊惱。
後來，中學生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上山下鄉，姐姐哥哥們自然也要積極響應。他們那時已經做好了“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紮根農村幹一輩子的準備，父母心想關中自然條件好些，種糧食總可以吃飽肚子吧，於是把三個年齡在十五六、十七八的兒女送回了素有“銀戶縣”之稱的老家，走時特意從街上買了個風箱為他們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