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傅不多說話，笑了笑，順手指著迎麵而來的一輛“鄂”字牌大貨車：“你們看，這車和咱一樣，拉的都是普通大米。湖北是產米區，西安市場的米，有一半是從湖北運過來的。湖北米進西安，商州是必經之地。你們為啥不在商州擋輛湖北的車把米買下，卻要從西安把米往商州拉。這不等於多掏了從商州到西安一個來回的運費嗎！販貨，連貨源地在哪兒都不知道。還說不是新手！”
老師傅的一句話提醒了我們，細盤算，還真是這樣。西安到商州單趟運費三百多元，往返就損失了600元。這600元可是三個人一年的創收任務啊！
還好，這筆生意下來，除過吃喝住行和各種費用，還算賺了點。當我把分得的紅利裝進口袋時，又高興又犯愁。高興的是第一筆生意賺了，犯愁的是賺的這點錢離創收任務還差得很遠。剩下的錢從何處來？
有一就有二。功夫不負有心人，我倆尋找機會，接二連三做成了兩樁生意。我不但完成了600元的創收任務，而且還有了一筆節餘。這之後，在生意的空閑時間裏，我還和師專的一位老師合作，編寫並公開出版了一本12萬字的《商洛革命史略》。回想“下海”的經曆，我還得感謝領導連拉帶推讓我“下海”遊了一回。幾個月下來，坐機關的書生氣去掉了不少，捕捉生意信息的機敏卻增加了幾分。在年終總結會上，當著領導和全體同誌的麵，我把600元交給了出納。而我們三人中的一位卻賠了，他就是同行小舒。
1993年年初，領導征求我和小舒的意見：是繼續“下海”還是回單位上班？
小舒很痛快：“上班。”
我呢？生意場上嚐到了一點甜頭，而且正在謀劃著幹更大的事哩。但老婆說啥也不同意，唯恐被單位“精減”掉。她的擔心也有道理，我們出生於窮苦農家，總覺得吃財政飯、端國家幹部這個“金飯碗”保險。
小舒人回來了。當年他和愛人曆盡周折把農村戶口轉入城鎮，不管怎麼也算個城裏人了。因此，盡管家境不好，但提起經商，一百個不同意：“我就是要飯吃也不會叫媳婦上街支攤攤。”可這次小舒回到單位後，觀念大變，讓媳婦大大方方地在商州城最熱鬧的十字街口支起鋼絲床，做起了為水晶廠、麥飯石廠代銷小產品的生意，日子過得倒也紅紅火火。當年，我還從他的攤點上買過一個25元的麥飯石保健杯呢，價實在，也好用。靠著這份小本營生，小舒不但供小孩完成了大學學業，還在單位集資建房時有了一套產權屬於自己的單元房。時隔多年，小舒媳婦的生意做得比當初鋼絲床上練攤時不知要強多少倍哩。
這以後，國家收緊政策，不讓黨政幹部經商辦企業，我也就安心地回到單位工作了。回想這段經曆也真有意思：小舒“下海”賠了，但海水卻把腦子裏的陳舊觀念衝洗得一幹二淨。我“下海”掙了，但依然從事著黨史資料征集工作，其實，我的那段“下海”經曆也應該算是贏家。我贏在有機會置身於經濟建設的主戰場，親身體驗改革開放進程的第一步。
回想往事，感慨萬千。改革開放的中國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光反映出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更表現在人的價值觀的變化。當追逐財富成為一種時尚的時候，它所帶動的就是整個社會的進步和國家的繁榮昌盛。我深為自己親曆這種變革而感到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