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娥
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我出生在陝西涇陽一個偏遠的小鄉村，父母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養育了四個兒女，生活極度艱難。我唱著“我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同歲月”的歌曲，懵懵懂懂地上完了小學。在我即將步入中學的時候，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年代，才開始真正接受知識的滋養和思想的洗禮。我成長進步的30年，也是見證改革開放偉大成就的30年——我與改革開放一同成長。
我上小學的時候已是“文革”的末期。那時，雖然學校已基本複課，但社會到處充斥著“讀書無用論”的論調，教學秩序混亂，學生們基本處於無人管理的狀態。記得，那時老師整天領著我們參加拆舊校舍、修墊操場等勞動，又在學校試驗田裏種麥種菜，說是接受社會主義勞動鍛煉；在附近生產隊莊稼地裏揀麥穗、拾棉花，在北仲山上拾羊糞、采中藥，說是搞勤工儉學、培養與勞動人民的情結。後來開展“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學生們又個個口誅筆伐，辦批判專欄、寫聲討詩歌和文章，忙得很。當時實行的是推薦升學、推薦上大學，學習成了擺設。麵對這種狀況，我很迷茫，常常問自己：學習知識真的就沒有用了嗎？靠地裏刨食吃的農家娃的出路又在哪裏？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隨後，一係列恢複教學秩序、發展教育的方針政策相繼出台，高考製度也恢複了。這些重大舉措為年輕人改變命運、實現人生價值點燃了希望之火，成為年輕人渴求知識的強大動力。“學習改變命運”、“知識推動社會進步”、“振興中華，發奮讀書，從我做起”的信念在校園蔚然成風。那時，各學校開展了“比、學、趕、幫、超”競賽和“樹標兵、立榜樣”活動。鄉教育組經常組織校際聯考，成績優異的同學被樹為標兵。我在全鄉聯考中成績優秀，曾被樹為鄉學習標兵。在全鄉學習標兵表彰會上，鄉領導和校長親自給我戴上了大紅花，並宣布我被保送上初中。那一刻，全場幾千名師生向我投來欽佩和羨慕的目光，並報以熱烈的掌聲。我穿著由母親衣服改做的不太合體的粗布衣服上台領獎。我激動、我慶幸自己的努力學習得到老師和同學們的肯定。會上，我被安排做經驗介紹。發言時說的第一句話是：我的學習目的很簡單，就是讓我的父母、我的家人不再吃黑高粱粑粑，不再穿大人穿了孩子穿、補了又補的粗布衣服。我堅信知識能改變命運，奮鬥能改變貧窮。
記得那時候電影《高山下的花環》、日本電視劇《血疑》正在全國熱播。可我為了圓一個大學夢，這些熱播的電視劇居然沒有看過一次。在家裏，我是聽話的孩子；在左鄰右舍眼裏，我是同齡人的榜樣；在老師心裏，我是遵守紀律、好好學習的好學生。縱然這樣努力，我還是差點和高考失之交臂。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在離家30華裏的石橋鄉寄宿高中，每星期隻有不到五角錢的菜錢。一天三頓飯，早晚各一個黑饅頭，一碗小米粥，中午能吃到五分錢一份的白菜土豆湯，還不能保證每天都能吃上。隻有經曆過饑餓的人，才能明白什麼叫饑餓。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三年。雖然生活清貧，卻不能動搖我學習的意誌和信心。我可以不吃，但不能不學。由於長時間開夜車，身體嚴重透支，高考預選前夕，我突然暈倒在課堂上，老師和同學趕快把我送進醫院。經診斷是嚴重的營養不良和貧血，醫生說，你暫時不能學習，需要休息靜養。醫生的話，差點讓我崩潰。難道我的大學夢就這樣破滅了嗎？我不服輸，偷偷地拿書看。一個月後，我的身體基本得到恢複。但是預選期已經過去了。也就是說我沒有參加預考，這就意味著我可能已經失去了參加高考的機會，心情特別沮喪。就在我正為不能參加高考而難過的時候，班主任老師帶來了讓我喜出望外的消息，學校破例批準我參加高考。老師和校領導說：不能讓一個成績優異的學生失去機會！我太高興了。我感謝領導、感謝學校、感謝時代，給了我展翅翱翔的平台和機會，讓我如願以償地參加了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