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的改變隻是瞬間的事！蹲在那幾棵皂角樹下，當我看到郭秀明那寬大的褲管裏露出細如手臂的小腿時，我為他的如此瘦弱而驚異：這樣的身體，就是給他一擔水，他也不可能從山下挑上來啊……
郭秀明一邊給我砸核桃，一邊回答我的提問。當我問他身體這樣不好為啥還要幹村支書時，他的回答立即就記入了我的采訪本：“咱這地方窮哇！我開診所，幾毛錢的感冒片都有人賒賬。群眾要是富起來了，我就是再賣人參蜂王漿都有人喝！”聽到這話，我才直視了郭秀明的眼睛；那眼神不好形容，但卻會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後來的采訪寫作中，我的眼前經常會浮現郭秀明那一刻的眼神，並且隨著對他認識的深入，也慢慢讀懂了裏麵的內容。
這是對郭秀明的第一次接觸。回來後，我就寫了一篇題為《基石頌》的通訊，主要寫他帶領村民植樹和嘔心瀝血建校的事，大約兩千多字，刊登在《銅川日報》一版上。
由於是自己報道過的人物，所以後來對郭秀明的事情也比較留心，隻要到紅土鎮采訪或是遇到鎮上的幹部，順便就會打聽一下老郭的消息。其間聽說了他辦企業的事，也聽說過村民告他狀的事，和宏剛也說過哪天有空去把老郭看一下的話。但是，因為忙於各種各樣的事，後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這話都是一句空話。直到1998年，我在紅土鎮又遇到了郭秀明。
這年夏天，我陪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劉振邦到紅土鎮作報告。劉教授早年留學法國，是中國的農業專家。他認為土地上種植效益最高的當是人工牧草，養殖效益最高的是奶牛。所以，麵對貧困地區的農民，劉教授急切地希望他們能迅速調整種養結構，隻有種草養牛，才是迅速擺脫貧困的一條捷徑。
從主席台上，我看到了坐在下麵的郭秀明，他也看到了我，我倆隻是點了點頭，算是打了招呼。
劉教授的報告很精彩，但祖祖輩輩靠種糧過日子的農民，對地裏種草不種糧這事還是接受不了。台底下議論聲很大，劉教授也聽到了，他隻是皺皺眉，堅持做完了報告。
作完報告，我和劉教授來到宏剛辦公室（這時宏剛已從區委組織部調到紅土鎮當鎮長），還沒坐定，郭秀明就推門進來了：“劉教授、楊鎮長，別的村種不種，我們惠家溝種，我們村的全部地都可以種草！”劉教授有些吃驚，他沒想到這個衣著破舊瘦弱不堪的人思想會如此解放。郭秀明告別時，在門口的樓道裏，我和他握了下手。他的手瘦骨嶙峋，軟弱無力，但那雙眼睛很黑，很亮，炯炯有神。
我沒料到，這竟是和郭秀明的永別。
1999年12月20日，他在西安去世的那天，我恰好也在西安。在同一座城市裏，在茫茫人海裏，我如何能夠知道，和我來自同一個城市的熟人，血灑衣襟，魂逝他鄉；如若有知，正忙於生計和前途的我，又會怎樣？又能怎樣呢？
當時，我已在一家省級報社工作了，聽到郭秀明去世的消息，我的內心充滿了悲傷，同時，也麵臨著一個困難的抉擇。這個崗位是通過考試和競爭才得到的，從個人事業追求和發展的角度講，這裏的天地更寬更廣，何去何從，我猶豫不決。從西安趕回來參加郭秀明追悼會那天，我看到許多人都在流淚，有村民，也有一些區上和市上的領導。挽聯、花圈、鬆柏、黨旗。站在村口那塊空地上，站在郭秀明遺體前，悲愴的哀樂揪人心肺。一個農民，一個在我印象中那麼瘦弱無力的農民，為什麼在他去世後，有這麼多人來這山溝溝裏悼念他？無論熟識，無論陌生，在郭秀明麵前，為什麼那麼多人忍不住熱淚盈眶？那一刻，我突然一下子領悟了郭秀明。我也毅然決定，放棄西安的那個崗位，留在這個生我養我的地方。
參加完郭秀明葬禮趕回報社寫稿子那個不眠之夜，我的思緒像一團亂麻，寫下了“他用生命撞擊”這個標題後，稿紙撕了一張又一張，竟然再也寫不出一個字。那個晚上，郭秀明黑亮的眼睛和村民熱淚滾滾的麵容，浮現在我的眼前，我不知道用怎樣的筆觸才能勾畫出他的崇高與悲壯。直到天亮，才羅列了一堆自己搜集的素材交給總編了事。在這個痛苦的寫作過程中，有兩個問題一直讓我苦苦思索：第一，一個明知自己沒有幾天活頭的人，為什麼要用生命去證明一些東西？第二，他要證明的這些東西又有什麼價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