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生在延安，長在延安的米脂人，對延安城區的環境十分熟悉。通過對在鳳凰山麓居住過的一些老人們的走訪，我得到一個信息，一戶馬姓居民的土窯洞在抗戰前曾住過外國客人。幾經周折，我找到了在延安二道街一家食堂工作的馬誌剛老人。那是一個細雨綿綿的上午，當我和已年屆花甲、即將退休的馬誌剛老人盤腿坐在他家窯洞的土炕上聊天時，老人肯定地對我說：“1937年春夏之交，我們家住進了一位美國女記者，叫‘史美得’。”馬誌剛說，他當時已12歲，“史美得”在他們家的窯洞裏居住時，在院子裏種了許多花卉，如波斯菊、海棠花，還種植了許多蔬菜。他還記得“史美得”在天氣晴好的時候，經常在院子裏支起一張行軍床，周圍用床單、毛氈和被子圍起來，躺在床上曬太陽。馬誌剛回憶說，他家當時有五孔窯洞，坐西向東。他們家住南邊第一孔和第二孔窯洞，而北邊第一孔窯洞則住著馬海德醫生和李德。中間的兩孔窯洞有過洞相連，並有隔門，“史美得”和一個姓吳的女秘書住在後窯，前窯住著一個“小鬼”（勤務員）。馬誌剛還把我領到崖畔上，指點著周圍的環境：這裏地勢高敞，山下是古老而又嶄新的延安城，由北向南流來的延河和由南向北流來的南河在城東彙流後，緩緩地向東流去。寶塔山上的寶塔和清涼山上的古建築群仿佛觸手可及。向正東望去，寬闊坦蕩的延河東川，向遠方伸展，隱沒在群山之中，這一切都和史沫特萊筆下的描述相吻合。走訪馬誌剛老人歸來後，我再次查閱了有關資料，尤其是老人記憶中的這位“史美得”究竟是不是史沫特萊呢？還需要進一步的考證。
毛澤東主席1937年3月10日在給斯諾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同‘史沫得列’談話，表示了我們政策的若幹新的步驟，今托人送上一份，請收閱，並為宣播，我們都感謝你的。”而在同年3月16日出版的《新中華報》上，我們找到了毛澤東3月1日同“史沫得列”的談話要點。這一談話要點後來被收入1993年12月出版的《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中，題目是《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看到毛澤東致斯諾的信和毛澤東與史沫特萊的談話要點後，我才恍然大悟。當時是將史沫特萊的中文名字譯作“史沫得列”，因此，馬誌剛老人才清楚地記得這位美國女客人的名字——“史美得”。
曆時一月的調查工作結束了。8月2日，關於這次調查工作的書麵報告正式報送上級領導。新華社專為此播發了消息，引起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
兩年之後，由陝西省文物事業管理局撥款，延安地區文管會辦公室主持維修的美軍駐延安觀察組舊址（今延安中學內）於1986年11月正式竣工。斯特朗在延安的舊居得到了妥善保護。
又過了兩年，1989年8月27日，延安市人民政府（今延安市寶塔區人民政府）將門牌編號為鳳凰山居委8號的史沫特萊舊居公布為延安市（今延安市寶塔區）第二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95年9月1日，延安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在斯諾曾經居住過的陝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舊址前豎立了標誌碑。在碑文上莊重地寫上了埃德加·斯諾的名字。以這次調查工作為起點，使我對國際友人在延安這一課題研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曆經八年之久，我於1992年9月9日完成了專著《情係熱土——國際友人在延安》的寫作，1993年1月，由陝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
也正是以這一次調查為起點，使我對延安革命史和中共黨史、中國現代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為了無愧於這片莊嚴神聖的紅土地，為了對延安歲月永遠的紀念，我開始踏上了艱辛的中共黨史和中國現代史研究之路。1992年12月，我撰寫的《延安革命舊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994年6月，由我編著的《紅都瓦窯堡》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後，我又相繼出版了《從延安走向北京》、《陝北，一九四七》等專著。2006年7月，我調到西安事變紀念館工作，與他人合著了《西安事變實錄》。這本書出版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目前，我與他人合著的《西安事變舊址研究》也已出版發行。
悠悠歲月，我將近30年的治學生涯伴著改革開放的曆程一路走來。回想起來，總有一兩件事在冥冥間改變著你的人生方向。作為一名史學研究工作者，我深知做學問是一件“苦差事”，也是一件“千秋事”。為了無愧於生我養我的這一方熱土，為了永恒的紀念，我還當負重前行，繼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