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乃軍
我於1977年7月從陝西師範大學曆史係畢業後，即被分配到延安地區文化館擔任文物專幹。此後，雖然單位幾經變動，但始終沒有離開文博戰線。屈指算來，已有31年了。31年，彈指一揮間。而這31年，又幾乎與我們偉大祖國的改革開放之路同步。撫今追昔，31年中所經曆的許多往事曆曆在目。我感到十分榮幸的是，我既是我們祖國走上偉大複興之路的見證者，又是直接的參與者。回首自己從事文博工作的經曆，最讓我難忘的是在24年前對著名國際友人埃德加·斯諾、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在延安舊居的調查考證工作。
1984年6月17日，美國著名記者哈理森·索爾茲伯理從采訪二萬五千裏長征曆史遺跡的旅途上歸來後，在北京飯店致信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信中寫道：“延安的狀況令我十分失望，那裏有一座相當漂亮的博物館，但是偉大的曆史遺址——窯洞，除毛主席住過的以外，似乎一直在任其自毀；他們甚至連埃德加·斯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等人原來住過的窯洞在哪裏都記不清了。”索爾茲伯理還對延安城區的環境汙染提出了批評。他在信中建議：“我希望能采取某些措施來挽救中國革命的這一偉大遺產。”
索爾茲伯理的信引起了黨中央的高度重視。中共中央辦公廳在三天之後，也就是6月20日，就以廳函（1984）150號文，將這封作為外交部文件“附件”的信函複印件，轉發中共陝西省委，並要求“認真對待信中的問題”。當時的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馬文瑞、書記周雅光迅速向有關方麵做出批示。於是，由陝西省文化文物廳及省文物事業管理局和延安地區文化文物局牽頭，迅速組織由我擔任組長，另有延安革命紀念館等單位兩名同誌參加的三人調查小組，立即展開了調查考證工作。
為了迅速而準確地查清斯諾、史沫特萊、斯特朗等國際友人的舊居，我們采取了文獻查閱、實地踏勘和走訪當年的知情者相結合的方法。通過查閱斯諾等人的著作，力求從中找出他們當年在延安居住時的周邊環境、山形地勢，並且翻閱了1939年的《新中華報》、1946年7月至1947年3月的《解放日報》，使斯諾等人的采訪記錄和當時的報紙記載相互印證。由於方法得當，思路明晰，我們很快調查清楚了斯諾和斯特朗在延安的舊居所在地：斯諾在1936年進入西北蘇區時，住在保安（今誌丹）城的“外交部招待所”，原建築物三間瓦房已蕩然無存，而具體位置就在今誌丹陵園東側。而斯諾1939年9月中旬至10月上旬第二次進入陝甘寧邊區，則住在延安南關陝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半山上的窯洞裏。交際處在新中國成立後已改建為延安地區幹部招待所（現為“交際賓館”）。斯特朗在1946年8月到延安時，住在延安北關的美軍觀察組駐地。這裏當時被稱為“美國大院”。來訪的美國客人均下榻於此。
最為困難的是尋找史沫特萊的舊居。幾經調查都不能取得令人信服的結果。於是，我靜下心來，仔細翻閱史沫特萊的著作。在史沫特萊一封於1937年7月12日從延安寫給遠在上海的新聞記者蘭德爾·古爾德的信中看到了她對自己居住的庭院環境的描述：“在戰爭和戰爭的各種流言中，我在這裏有了一個美國式的花園。一位外麵的朋友給我寄來了各種各樣的種子：其中有葡萄樹、金蓮花；還有蔬菜——茄子、蠶豆、南瓜、黃瓜。幾個月我鏟地、除草，現在花已經開放——美麗誘人。到它們結了種子，我要分送給農民，使這個地方增加花的新品種。”“清晨，我在山間漫步，穿過峽穀，一路采摘野花——燕草、橘紅色的大百合，蔦尾花等等，在這裏它們顯得漂亮極了。然後，我騎上心愛的‘雲南’——賀龍在雲南繳獲的小馬，朱德送給我的。一陣風似的馳過峽穀，翻過小山。”“我也工作——寫朱德的一生。我還養雞鴨來吃，自己做飯。”“我現在的小鬼可是個人物。在我讓他蓋雞窩之前，夜裏他把雞鴨放在他的床底下。床上麵有個燕子窩，裏麵有隻正在學飛的乳燕。與我們同院住的農民養小狗和小貓。小鬼給燕子建立了一個保護國。每天他帶著我們的兩隻鴨子下河，他們三個一起在河裏遊泳。”“我過著一種從未夢想過的平靜而美好的生活。無論是在上海還是在美國，我都不能過得如此自由自在如此愜意”。
根據史沫特萊的描述，我初步認定她應該住在鳳凰山東側的半山之際。那麼，這一處舊居的具體位置究竟在哪裏呢？還需要進一步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