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實
為中原突圍正名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通知各地征集研究黨史資料，為編寫中共黨史正本提供依據。標誌解放戰爭開始的中原突圍，李先念司令員率領北路主力於1946年7月到達陝南，創建了豫鄂陝革命根據地，從戰略上配合了各解放區正麵戰場，支援了內線作戰，推遲了胡宗南進攻延安的時間。毛澤東對中原突圍曾給予很高評價。但由於對這一曆史過去沒有深入係統地調查研究，出現了一些看法分歧，甚至誤傳；有些謎團一直不解，影響了當事人之間的團結。商洛是豫鄂陝根據地中心區域，省上指定商洛研究這段曆史，正本清源。
中共商洛地委1981年成立黨史研究機構後，就組織人員訪問老幹部，到檔案館查資料，隻用了兩三年時間，就征集回憶錄資料一百五十多篇，電報162份，調查報告三十多件，共達二百多萬字。雖然有了這些資料，但很零散，來龍去脈不清，更對當時的領導班子的決策知之甚少。為了弄清稱為“四重”的重要會議、重要戰鬥、重要事件、重要領導人的活動，我們專程赴北京籌備召開豫鄂陝邊區黨史座談會，把研究工作引向深入。
1984年6月6日，我和趙淩雲、邵濟民、周福才等同誌乘飛機到達北京，翌日與在京的地委副書記、專員周述武會合，第三日去解放軍總政治部招待所拜訪陳先瑞將軍。曆任北京、成都、蘭州軍區政委、顧問的陳將軍，長征到商洛後任紅軍第七十四師師長，中原突圍到商洛任豫鄂陝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戰略反攻時任西北民主聯軍第三十八軍副軍長，曾揮師解放商洛，和陝南人民有特殊的感情，非常支持地委這一決策，愉快地答應替我們聯係，並提議請原邊區黨委書記、軍區政委兼行署主任汪鋒牽頭，為開好這個會出了一個好主意。
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央對台工作小組副組長汪鋒同誌是藍田人，故鄉和商洛山連山，嶺靠嶺。土地革命和解放戰爭時，他曾八進商洛山，指導和領導了這裏的革命鬥爭。抗戰期間，任省委常委時主管商洛地下黨，本地著名幹部王柏棟、彭一民、鞏德芳、薛興軍、李世華等都是他培養派回的。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寧夏回族、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和甘肅省委第一書記。6月15日下午，我們來到北太平莊汪鋒家裏。在藤蔓纏繞、鮮花競放的二層小樓的客廳裏，這位和善可親的老人接待了我們。我們彙報了計劃、轉達了陳將軍的提議，得到了滿意的回答。我在當天的日記裏這樣記錄了汪老的表態：“汪老幹脆地回答了我們提出的問題：同意開會，時間6月25（後提前到23）日，地點在北戴河或北京，你們征求一下其他老同誌的意見再定。參加的人，原來的領導成員在北京的都盡量請來。我主持可以。這個會很重要，我給先念同誌報告一下。”
豫鄂陝根據地的主要老同誌隻有軍區司令員文建武（新中國成立後任河南省軍區副司令）病逝，其他健在的老同誌都年事已高，身負重責，我們一一登門拜望，征求意見。6月22日下午2時，我隨周述武來到中南海，向汪老報告工作。
我們從文津街到北門，進入院內，隻見水泥道旁綠樹成蔭，青草如毯，棟棟樓房兩層灰色，不見閑雜人走動，顯得寧靜祥和。靠左手穿過林蔭道，到一座靠湖的樓邊，上二樓，進辦公室，接待我倆的人操東北口音，約有四十出頭，文雅有知識分子氣質，幹練又有行政幹部的風度，這是秘書王剛（後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他詢問來意後，熱情地說汪老正在處理一個緊急事務，你倆請休息，我去請示。他走進套間裏，一會兒就出來，和藹轉告：汪老說開會的地點就在北京，香山飯店可以；別的照那天談的辦。一切都已敲定，我們急速返回發請柬。
6月23日，“豫鄂陝邊區黨史座談會”在北京西郊香山飯店舉行。出席會議的原邊區黨委成員有：汪鋒、陳先瑞、方正平（原軍區副政委、時任海軍政委）、魏國運（原軍區參謀處處長、後任空軍司令部航空工程部部長）和陳守一（原行署秘書長、時任北京大學法律係主任，教授）。國家主席李先念，因國事繁忙未能到會，指定原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員、中原軍區副政治委員兼第二縱隊政治委員、創立豫鄂陝根據地時協助李先念主持中原局和中原軍區工作的任質斌（時任中顧委委員）到會指導。會議由中共陝西省委黨史征集委員會和商洛地委聯合召開。湖北省鄂豫邊區革命史編委會秘書長唐禮節和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部李少瑜應邀參加會議。會上共二十餘人。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辦公室主任賈自新參加會議。
時值盛夏，會議在城西30公裏的香山舉行，不使老同誌受酷暑之苦。這裏風景優美，空氣清新，群山起伏，古木參天，奇山怪石，河水淙淙，特別是山頂上有塊巨大怪石，狀如香爐，高入雲端，遠望如香煙繚繞，故稱香山。在此修建的香山飯店主要用於接待外賓，是近郊一處極好的避暑勝地。老同誌在戰火中生死與共，一別40年，在這裏重新相聚格外親切。他們笑談重大戰鬥的勝利，暢敘戰勝困難的愉快，每個人都爭先恐後“交代”自己的活動，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我參加的會不少，但很少見過到會這麼準時、發言這麼踴躍、氣氛這麼和諧、交流這麼平等的會。與會老同誌生動活潑地座談了六天，審定了豫鄂陝邊區及所屬各分區黨政軍組織序列，基本弄清了“四重”，達到預期目的。
就是在這次座談會上，任質斌發表了為勝利的中原突圍正名的講話。他在會上提出，有人寫文章“把中原突圍寫成失敗了”，現在一些人談這件事“也同樣說是個失敗”。針對存在的混亂思想，他講了五個問題：一、中原突圍是正確的。二、向西突圍不能說是錯誤的。三、堅持豫鄂陝鬥爭的意義和作用是很大的。四、北渡黃河是正確的。五、晉城高幹會議是沒有起積極作用的。經過十幾年的史料征集與研究，證明他的上述觀點是正確的。李先念指出要正確評價中原突圍：“如果有人認為中原突圍意味著失敗，那是因為不了解曆史情況。”任老這篇撥亂反正的講話《關於中原突圍的幾個問題》，軍事科學出版社出版《中原突圍史》時作為代序之一編入。這是商洛地委搭的豫鄂陝黨史座談會平台，演出的最精彩節目。
熱浪連襲華北平原，一個月緊張忙碌的工作，大家似乎忘卻了悶熱和疲勞。7月10日晚北京忽降大雨驅去了暑氣，我們的工作也告一段落。7月11日上午10時，在涼爽的氣候中，我們從府右街西門進入中南海，徑直向汪老辦公室走去。
中海西岸南海北岸是一整片辦公區，我目視著排排小樓，欣賞著花草樹木，不知不覺就到了對台辦。王剛同誌將我們引進汪老的房子，他正在看文件，站起來和我們握手、讓坐。汪老問會後的工作怎麼樣，我據實彙報：會上的發言都根據記錄整理出來了，送本人審定，有的已給了我們，有的說修改補充後寄商洛。你的講話記錄稿帶來了，請審定。汪老點頭說：“好！老同誌要向曆史作個交代，這是責任。我的稿子留給王剛，我看過後寄給你們。”談到回去的工作，汪老叮囑三點：一、老同誌談的思路不會錯，具體人和事就不一定準，要用曆史文件校正，一定要準。二、電報還有沒有？在這上頭下工夫（以後又查到660多份電報）。三、任（質斌）政委提出湖北、商洛合作，是好辦法，你們不要失掉這個機會（從此建立協作關係，有號稱“七上八下”之來往）。這位老人真好，我們連連點頭，聲聲說好，以握手表示衷心的謝意並與他告別。40天連續作戰，7月15日滿載而歸。
由《40年後的報告》
扯出一段史話
當年中原突圍部隊入陝後，曾發生一起中原談判代表被害事件。中原軍區主力勝利向西突圍，直接威脅西安，國民黨邀請李先念派代表談判。中原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王震1946年8月從鎮安派出原軍調部第九小組中共代表張文津和吳祖貽（譯員）、李信生（警衛員）去西安談判，途中被扣，延安《解放日報》及時揭露，國民黨矢口否認，造成失蹤之疑，使這一公案撲朔迷離。
1984年9月，有關領導同誌指示鄂豫邊區革命史編委會及其編輯部，調查這一曆史懸案情況。他們先後同商洛地委黨史辦、寧陝縣委組成聯合調查組，終於在1985年1月調查清楚：談判代表行至寧陝縣東江口鎮，被國民黨駐軍扣留，依照西安綏靖公署司令長官胡宗南的電令“就地秘密處決”。商洛地委審察調查報告認為，這是中原突圍中的重大事件，也是國共兩黨鬥爭中的一件大事，應報李先念主席定奪；中共湖北省委副書記王全國、省委顧問委員會主任許道琦親自聽取彙報，並作具體指示。鄂豫邊區革命史編委會來函稱：“關於經商洛地委討論研究的下一步措施和幾點具體意見，我們亦認為甚好，並決定仍由唐禮節、潘子君與你們一起上京，征求老首長意見。”1985年1月16日、22日兩次電邀盡早成行。陝南是事件發生地，唐禮節和我主持了前一段的聯合調查，地委決定派我去。1985年1月27日我乘飛機到達北京，與湖北唐禮節、潘子君、李少瑜會合，開始一起工作。
香山座談會後，為了便於聯係，及時指導，李主席委托汪鋒、任質斌同誌管這個專題。1月29日，寒風呼呼，白雪皚皚，上午9時，我們一行四人冒雪由北門進中南海，先向汪鋒同誌彙報。這是第四次進中南海。汪老辦公室窗明幾淨，整齊樸素。他接過我們呈上的調查報告，就戴上老花鏡細看，還翻看了《附件》，然後對我們說：幾十年的這個案子你們查清了。有國民黨的檔案，殺人凶手的交代，群眾的證明，還找到了遺骨，鐵證如山，明明白白。黨中央曾經很關心這個事件，南京中共代表周恩來與北平軍調部葉劍英（委員）均向國民黨提出嚴重抗議，他們不承認。李主席審定後，要向社會公布，這筆賬要算。我們彙報說，這三個談判代表是王震派出的，當年電報寫明警衛員李信生是毛主席侄子毛楚雄的化名。王震率三五九旅南下時，毛主席托他把毛澤覃烈士遺孤毛楚雄從家鄉帶出來。在鎮安派談判代表時，用化名以合法身份去西安，交八路軍西安辦事處送回延安，結果中途遇難，事與願違。汪老聽了以後說：王震同誌是好心，國民黨造成了終生遺恨。你們再聽聽任質斌同誌的意見，他是中原軍區領導人之一。他最後叫秘書收下材料，轉呈先念同誌。
遵汪老的意見，1月29日下午，我們即向任質斌同誌彙報。任老身體不好在家休息，聽了我們的彙報很高興，覺得幾十年的疑案解開，好給中原部隊幹部交代了。他看了材料，對烈士與敵鬥爭稱讚不已，不久就題詞：“永遠緬懷為中原突圍英勇獻身的烈士們！”他告訴我們，李主席是50年代中央軍委批的五師戰史編委會主任，後來中止了。中原軍區是以五師為基礎組建的，現在他還繼續管，這事要請他最後審定。
黨史工作是資政育人的工程，老同誌非常重視。上呈的調查報告剛過兩天，1月31日早上7時，王剛同誌電話通知：你們的材料已報李主席。2月1日上午，唐禮節、李少瑜同誌到中南海見李主席秘書程振聲。程秘書告知：材料已送李主席，並向他報告湖北唐禮節等三同誌和商洛地委副秘書長李文實來京彙報談判代表遇難的調查，已向任質斌、汪鋒彙報了。李主席說他們同意我也同意。彙報任務完成，材料都已送到，我們準備返回。
2月4日下午3時，我與唐禮節五進中南海，向汪老書麵告別。信中說：“尊敬的汪老：我們來京彙報張文津等三烈士1946年在陝南遇難的調查結果，受到您的熱情接待，並給予支持與幫助，我們十分感謝！”信裏表示“如還有必要當麵彙報或聽取指示，請通知我們，隨叫隨到”。
張文津等三人應國民黨之邀去西安談判，胡宗南密令殺害，國民黨掩蓋真相，我軍也不知下落，新中國成立後眾說不一。李主席看到調查報告痛心疾首，1985年6月18日揮筆題詞：“豫鄂陝革命根據地的烈士永垂不朽！”手稿交湖北轉商洛。中共和談代表被害是中原突圍中重大的損失，他覺得題詞還不夠，7月又寫了《紀念張文津、吳祖貽、毛楚雄三烈士》的文章，明確肯定“張文津等三位同誌遇害的詳細情況”“調查清楚”。《湖北日報》8月1日首發。中共中央刊物《紅旗》雜誌也於9月1日第17期，以《向革命先烈學習，保持共產主義的純潔性——紀念張文津、吳祖貽、毛楚雄三烈士》為題刊登，使全黨同誌受到一次革命英雄主義教育。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的《黨史通訊》1986年2月全文刊登李主席文章及調查報告，將真相告白天下。由於史料珍貴，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了李少瑜和我主編的《四十年後的報告》，向國內外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