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老舍一直不忘大姐的救命之恩，他63歲時，曾在《正紅旗下》裏這樣描寫，“大姐是個極漂亮的小媳婦：眉清目秀，小長臉，尖尖的下額像個白蓮花瓣似的。不管是穿上大紅緞子的氅衣，還是藍布旗袍，不管是梳著兩把頭，還是挽著旗髻，她總是那麼俏皮利落，令人心曠神怡。她不寬的腰板總是挺得很直，亭亭玉立，在請蹲安的時候，直起直落，穩重而瀟灑。隻有在發笑的時候，她的腰才彎下一點去，笑得那麼天真可愛。親戚、朋友，沒有不喜愛她的……”
母親慢慢地蘇醒過來，望著這個天庭不飽滿，地閣不方圓，兩耳不垂肩，兩臂不過膝的老兒子，沒有什麼與眾不同的地方，而且他差點要了自己的命。因為這樣，母親卻似乎有種偏愛。常言道：“老兒子，大孫子，老太太的命根子。”這小生命以後成了老人家的希望所在。
小生命的到來，又似乎給經常充滿晦氣臉色的父親帶來一點光彩，是個男孩，又是臘月二十三，立春頭一天出生。他抱過孩子親了親說：“就叫慶春吧。”
舒慶春來到人間。他帶著春的吉興，帶著北京楊家胡同泥土的芬芳，但是他趕上了大清皇朝的“殘燈末廟”。那動蕩貧窮的世道，無不給這小小的生命帶來頑強抗爭的火種，促使他日後成為舉足輕重的大作家。
舒慶春的父親是個旗人，他的祖輩隨著剽悍的滿族大軍由東北打人關內，滅了明朝，建立了清朝。而滿人的軍事編製始終沒有取消，清朝皇帝把滿族的男人編入兵團，終生服役。有四個大兵團，以四麵不同的顏色的旗幟為標記，有黃旗、藍旗、紅旗、白旗，還有鑲黃旗、鑲藍旗、鑲紅旗、鑲白旗，共稱八旗。旗人成了滿人的代名詞。老舍的父親屬正紅旗，他在皇城裏當個小小的護軍。每月領三兩銀子，這便是全家的收入。
老舍父親雖然是個旗兵，如果在以前也可能會很威風，也能坐坐茶館，賒兩隻燒雞，哼幾句二黃小調。可是現在的日子是北城外二三十畝地早已被前人賣掉，隻剩下一畝地，旗下分給的房子也早因生活所迫先後典了出去。據說他的曾祖母曾跟著一位滿族大員到過遙遠的地方。她的任務大概是大員的隨從，扶大員的夫人上轎下轎，給夫人裝煙倒茶。幸而她給老舍父親留下了一套住房。所以，父親唯一無憂無慮的就是每月不必交房租。然而每到六七月份下大雨時，父親總是擔心，因為院牆都是碎磚頭兒砌的，年久失修，一遇大雨便塌倒幾處。他沒有什麼嗜好，既不抽煙，也不賭錢，隻是過節的時候喝一兩杯酒。他下班很守時間，跟人說話和氣，經常含笑不語，沉默寡言，對人頗有禮貌。每當母親讓他去看看親友，他便欣然前往，一會兒就回來了。母親問他：“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他隻是一笑了之。一輩子他沒和別人吵過嘴，打過架，他老實，別人不欺負他。
父親的模樣，老舍也說不上來，因為父親逝世時，他年齡太小。
他上有四個姐姐、三個哥哥，可長大成人以後隻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使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姑母。姑母中年孀居後，就搬回老家和他們住在一起，當起了大姑子。她總是以老大自居，以大姑子名義在這個家指手畫腳，支使老舍的母親幹東幹西，仗著每月吃著姑父留下的一點錢糧，腰杆硬。不順心時，摔盤子、摔碗，時不時擺擺譜，吵吵鬧鬧，雞蛋裏挑骨頭的事常有。母親從不計較。
姑母經常出門去玩牌，逛護國寺，串親戚，到戲曲票房聽曲藝或清唱、彩排。有時晚間她去賭錢，老舍的母親須等到半夜才肯去睡。若是忽然下了雨或雪，母親還讓二姐拿雨傘去接她。母親認為大姑子脾氣不好，寧可自己多吃苦，也別把她惹翻了。
姑母很少拿出點銀兩來，即使拿出幾吊錢來買東西，也要叨叨咕咕地發些牢騷，隻有過年時，才肯出點錢購些年貨。
母親生老舍時，正趕上過年，姑母很不高興。她要買許多東西，因為母親在月子裏不能替她去買，又不能下地幹活，她當著父親的麵，不好意思發火，但她總是拉著臉子。
除夕，母親和剛出生幾天的小慶春很早就睡了，似乎對過年不大感興趣。二姐幫著姑母做年菜。姑母一邊幹活，一邊嘮叨，這小狗尾巴（因為生他那年正是戊戌狗年），早不來，晚不來，偏偏在過年的時候來搗亂。父親一聽，趕緊過來說：“姐姐，我幫你幹。”姑母打量著他說：“你不想想就說話，你會幹什麼？”父親含笑默默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