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清幾代對漕船私貨貿易的態度和規定，是經過了從默認、限製到允許、放鬆的一係列變化過程，逐漸使這種特殊的商業行為獲得了合法的地位。反映了封建統治者在不願直接增加運輸者報酬的情況下，采取後種曲折的補救措施，即放棄部分商稅，允許運輸者利用漕船販運貿易，以改善他們的生活，從而減少漕物被盜現象。其用意正如蘇軾所指出的：“蓋是朝廷損商稅之小利，以養活綱梢”，“以致綱梢飽暖，愛惜身命，保全官物，事理灼然”。同時，限製販私規定的不斷放鬆，也是廣大運輸者長期鬥爭的結果。
二
宋、明、清時期活躍的漕運私貨貿易，雖在各代具體情況有所不同，但總的活動方式卻基本一致，主要有替商人運貨和自己販運貿易兩方麵的活動。所經營的商品內容則極為豐富，從土特產品到日用百貨，從粗笨貨物到精細物品，無所不有，甚至包括違禁的食鹽等貨物。首先，先看運輸者為商人運貨方麵的情況。如前所述，宋初便有漕卒、梢工利用漕船替客商運貨的記錄。以後，這一現象長期存於宋代漕運之中，一些官員甚至不無擔心地說：免檢漕船，“今後東南物貨盡入綱舡攬載”。運輸者通過運輸勞動，從商人那裏獲得了水腳工錢。這種方式的經濟活動，對貧困的運輸者來說，是最常用、也是最穩妥的經營之道，他們可免去進貨成本和交易風險，取得穩定的收入。這方麵具體報酬情況雖無直接記載，但北宋末的一條史料卻從側麵予以了說明：為解決都城缺糧問題，江東漕司建議鼓勵運輸者將60石私貨改裝糧食，由政府參照商人運貨之例，付給他們工錢。以平江至開封為例，每船可得700貫500文錢、2.2石米，“與附搭客人行貨所得錢數不致甚遠”。明初，嚴禁運軍攬運商人貨物，從史料上看，這時運軍這方麵的活動比較少，主要是販運自己的貨物。但到明中葉以後，隨著“漕政廢弛”局麵的出現，漕船中攬運客商貨物的現象已很普遍。這也可從官方不斷發布的禁令得到反證，如弘治十三年的一道禁令稱：運軍除自帶貨物外，若附載“客商勢要人等酒、麵、糯米、花草、竹木、板片、器皿貨物者”，予以嚴懲，沒收貨物。時隔幾年，再次下令禁止運官“攬客商貨物，取其雇值”及替京師勢要裝運土產的活動。萬曆時，明朝又多次下達類似禁令。層出不窮的禁令，正說明這種活動的嚴重和普遍。明代小說則有這方麵的直接描寫：每每漕船南返時，“就攬這行生意，假充座船，請得個官員坐艙，那船頭便去包攬他人貨物，圖個免稅之利，這也是個舊規”。
在清代，由於封建政府對運輸者的經營牟利行為一直持寬鬆態度，所以攬運商人貨物的活動，不僅規模空前，而且趨於穩定成熟。康熙初，漕督林起龍在奏疏中詳細地反映了漕船挾帶商人貨物的情況：其一，漕船開運前，“乃有一種積年牙儈專為漕船關說，引裝客貨”；其二，專有一批“奸商”為逃關稅，“視朝廷糧船為藏奸罔利之藪”；其三，運卒、水手得到運官庇護，無所顧忌，沿途包攬運貨，凡遇城鎮，“希圖逗留攬載”。由此可見，早在清初，不僅運輸者自己沿途承攬運貨生意，而且和一批行商結成密切的合作關係，互利互惠。同時，還出現了一批職業性的牙儈，長期、專門地為漕船“引裝客貨”服務。這顯然已成為一種特殊而又穩定的貨運行業。另據清人說：“沿途包攬，亦沿路脫卸，故其夾帶之貨多於額裝之米”，這說明了這種貨運運輸量之大，已到了驚人的地步。
其次，再看運輸者自己的販運貿易活動。宋代運輸者利用漕船自己販運、貿易私貨的現象，也很普遍。通過這種活動，他們獲得了商品的異地差價利潤。但勞動者因財力有限，這方麵的活動不如替商人運貨重要。某些押運者則常能因此致富，如北宋末，一些押運者自備千石大船，以漕運為名，實際全裝私貨，運往開封獲利。甚至不少漕官也加入了這一行列，如北宋中期的發運使李溥，“附官舟販竹木”，牟取高額利潤。明前期，運軍自己販運“土宜”貨物的行為，一直是其經濟活動的主要方麵，到明中葉後，則與攬運商人貨物的活動相互並存。由於明代運軍的經濟狀況很差，所以他們常常隻能販運柴、菜及竹木器之類的東西。為了增加收入，運軍一麵不顧禁令，超帶私貨，另一麵在沿途多次轉手交易，增加貿易額。如某官指出：“軍船多裝私物，但遇市鎮，灣泊買賣，延住日久”。以後又經常出現軍將隨船耗米全部出賣，“置買私貨，於沿途發賣，以致稽遲。及至來京，反買倉米，補納多不足數”的情況。
清代運輸者販運、貿易私貨的能力和規模，大大超過了宋明兩代。康熙初，漕官已指出運卒與運收官勾結，沿途交易私貨。康熙末，蕪湖關官員反映：江西、湖廣等地漕船二千多艘，“每年過關，旗丁任意將貨物滿載，船尾拴紮木筏，不令查驗”。清政府雖多次下令整頓過限私貨問題，但總的趨勢卻是被迫不斷放寬限製，有時還專門下令保護運輸者的這一權利。如嘉慶四年，針對沿途官吏催督過急，影響私貨貿易的問題，清朝特地下令放寬催限，“且旗丁等各有例帶貨物，沿途原準售賣。若晝夜趲行，竟無銷售之暇，於旗丁生計亦有關礙”。清中葉以後，運輸者為了能多裝私貨，在造船時大都不顧“定式”標準，使漕船“漸放高大，以希多載私貨”。道光時學者魏源曾寫詩諷道：“漕艘來，漕艘來，如山如屋如風雷”，“入閘為阻，千夫萬夫挽邪許”，“我聞漕艘丈尺有成規……何中□□穹窿為？私貨愈多費愈重”。道光十五年，江蘇地方官林則徐針對當時發生的一起漕船人物焚毀事件，上疏反映：“惟是旗丁本係以船為家，今被延燒，凡土宜器具什物全行毀盡，棲止食用兩無”。可見販私活動在運輸者生活中的重要性。另據林則徐指出，在販運活動過程中，各船幫水手為了利潤還經常發生糾紛，“帶回棗梨等貨分合售賣，計少爭多”，甚至發生械鬥，“謂之爭窩”。
最後，看看這期間漕船運載的私貨內容。運輸者無論是自己販運的貨物，還是替商人運輸的貨物，內容都是很廣泛的。宋代雖無直接記載，但從東南商品流向開封的情況也可窺見一斑。如開封相國寺大市場，“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此”。交易的商品“無所不有”。宋人雲：“越?吳□，官艘賈舶”往來不絕，“以至五穀六牲，魚鱉鳥獸”無所不致。這其中很多的百貨應屬漕船帶來的私貨。明代查禁漕船附帶商人的貨物，就包括酒類、糯米和麵粉類、板材和竹木類、花草類、器皿類等等。漕船事實上運銷的品種，當然遠遠超過以上禁令所提種類。清代漕船北上時，多攜帶南方的手工業品及南貨特產，如德州、臨清、北京等等北方城市的絲織品及其他南貨，有不少就是由漕船從江南運銷來的。漕船南返時，主要帶北方的梨、棗、核桃、柿餅之類果品和小麥、黃豆等糧食以及棉花等北方特產。乾隆時，還規定各地漕船南返時可帶數額不等的免稅煤炭。各代運輸者為了獲得高額利益，還冒禁販運私鹽等貨物。如明代成化時禦史反映：“運糧官軍因欲將所載私鹽隨處發賣，以致在途延緩”。清代漕船販運私鹽的現象更為嚴重。如清人說，在天津收買一石私鹽不過三四錢銀，而運到江南可賣三四兩銀，“以十倍之利”，故屢禁不止。
三
宋、明、清漕運中的私貨販運、貿易活動，不僅是孕育於官方漕運中的私人經濟行為，使運輸者和商人獲得借巢孵卵之利，而且突破了漕運的巨大局限性，對促進南北商品流通以及運河沿線城鎮工商業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