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運是存在於中國封建時代的一種最重要的官方運輸形式，即封建政府組建水運隊伍和機構，通過內河（包括運河）統一運輸，將各地征收的糧食和物資征調到都城及指定地區的製度。這種純粹官方經營的運輸業，到宋以後內部開始發生一些變化，出現了運輸者利用漕船販運、貿易私貨的活動，並且日益活躍，愈演愈烈，成為宋明清時期商業領域中一個獨特而又重要的組成部分。
一
自秦漢漕運興起至隋唐時期，漕運始終屬於純粹的封建官方運輸活動，並沒有出現明顯的私貨運銷現象，之所以如此，主要在於：一方麵，在封建社會前期，商品經濟發展的水平還很低，商品流通和交換受到多方麵的製約和束縛，運河沿線尚未形成穩定、活躍的商品市場。中唐以後，運河城鎮工商業雖有所發展，但其時漕運卻受到動蕩時局的影響，處於不穩定、萎縮的狀態之中。因此，漕運中的販私活動尚缺乏必要的外在條件，難以產生。另一方麵，在這一時期，廣大運輸者隊伍完全由封建政府征調的役夫構成。他們是輪番應役性的勞動者，而非長期性的職業運輸者，如漢代的服役漕卒、唐代關東的應役民戶等。這些勞動者被迫操挽舟船，迫切希望早日完成任務，返回家園，主觀上無意、也不可能從事長期有規律的私貨貿易活動。
到宋明清時期，上述局麵發生很大變化，使漕運中販私活動的出現成為可能。首先，在中唐以來的基礎上，宋代的商品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到明清時又進一步增長，特別是在經濟發達地區，商品經濟已相當活躍。在這一時期，無論是兩宋都城汴梁、臨安，明清都城北京，還是運河沿線城市如杭州、蘇州、無錫、鎮江、揚州、楚州（淮安）、濟寧、臨清、天津及眾多的市鎮，其工商業發展的水平都大大超過宋代以前，形成了頗具規模、比較穩定的商品交換市場，而運河也成為商品流通的大動脈。這便無疑為漕運運輸者的販運貿易活動提供了必要的客觀條件，其次，宋代以後漕運隊伍的構成也發生根本性變化。兩宋漕運主要由募兵性的運軍（廂軍的一種）承擔，另有少量雇募梢工參加。明清繼承了宋製，皆建立了職業運軍隊伍。到康熙中期，清政府又改行招募措施，使應募水手成為漕運隊伍的主力。此外，這一時期的押運者也屬於職業軍吏和兵丁（元代盛行海運，與內河漕運有所不同，故省而不述）。宋明清時期漕運隊伍成分的改變，出現了與以前短期服役性不同的職業運輸者，他們基本上都是以從事漕運為生，或領取兵餉，或掙取工錢。但無論是職業運軍、水手，還是職業押運吏卒，其收入都是相當低下的。宋代運卒屬下等廂軍，軍俸常常不足以維持家庭生活，如蘇軾所說：“漕卒之愆，生於窮乏而無告，家乎舟楫之上，長子孫乎江淮之間，布褐不完，藜藿不給”。梢公收入也很有限，以至於出運時，往往要借債才能準備行裝。押運軍吏的收入雖略高於運軍，但卻負有賠償損失之責，在普遍存在漕物破損、被盜的情況下，他們經常入不敷出，甚至一些人因此家破人亡。明代運軍生活困苦的情況，一直是關心漕政官僚們反映的突出問題，所謂：“勞苦萬狀，行糧有限，食費不足”。而留營家屬往往不能領夠微薄的月糧，饑凍而死者也不寡見。負責押運的低級武官的情況，與宋代押運軍吏的處境大體相同，有時也出現“或自縊身死”，“或削發脫身”的現象。清初漕運總督則指出：本朝運卒生活狀況不及前明。康熙時，漕臣又說：雇募水手“亦赤貧窮漢”，一年僅得六兩工銀。到每年停運期間，又陷於失業境地。而改任押運的運卒，其負擔也相當沉重，飽受沿途貪官汙吏的敲詐勒索，經濟狀況亦極低下。總之，宋明清時漕運運輸者收入的嚴重不足，便不能不引發他們尋求額外收入活動的出現，他們除了繼續采取以往運輸者偷盜漕物、勒索鄉民的手段外，也從長期的南北運輸過程中熟悉了各地商品的差價，為長途販運貿易產生的利潤所吸引。於是，在商品經濟的刺激和具備職業便利條件的情況下，運輸者將改善經濟狀況的主要力量投入到販運貿易私貨的活動中去。他們不斷衝破官府的種種束縛，借助漕船運銷各地商品，從而形成了這一時期商品流通領域裏的一支重要力量。
宋初恢複東南漕運不久，汴河上便出現運卒、梢工利用漕船販運私貨和替商人搭載貨物的現象。宋太宗為了穩定新興的漕運局麵，對臣僚表示：“舟人水工有少販鬻，但不妨公，一切不問。”宰相呂蒙正也附和說：“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亦即默認了這種販運活動，所謂：“雖無明條以許人，而有意於兼容”。此後，宋政府多次下令，禁止沿河稅務機構攔檢漕船。但到元豐、元?之際，一些機構為了擴大商稅收入，嚴查過往漕船，對私貨征收過稅。同時，又設置專船承運客商貨物，斷絕運輸者攬運途徑。這一新法的實行，不僅減少了運輸者的收入，引起了他們的激烈反抗，“雖加刀鋸，亦不能禁其攘竊”；而且每盤查一船，全綱其餘二十九船“皆須住岸伺候”，嚴重地影響了漕船航行。元?七年，揚州知州蘇軾上奏激烈地批評盤檢漕船之弊，要求恢複舊製。宋政府采納了蘇軾的建議，但對漕船所帶私貨的數量卻明確加以限製，限定每船攜帶一分私貨。從此，運輸者利用漕船運銷私貨的權力，得到了公開認可。北宋末，每船私貨限額增為二分。南宋中期，楊萬裏也上奏反映：原來漕船免檢“稅不檢則商販之微者可附，雖無明條許其商販，而法意則稍許之矣”，於公於私皆有利。後沿途稅場苛意盤查，“秋毫必征”，為害頗大，他同樣要求廢除盤檢製度。
明初，朱元璋曾下令：“許運糧官船內附載己物，以資私用”。仁宗即位時，再次重申了這個法令，“今後準此令，官府無得阻礙”。這兩道措辭有些含糊的命令，實際上是默認了漕運中的販私行為。到正統及成化初，明王朝數次明文規定，運軍可附帶“土宜物貨”（即土特產品），禁止沿河稅卡阻攔盤查。但在成化六年，因運軍販運活動影響了漕船運行，明政府遂做出了限製販私活動的決定。不久，又規定允許每船攜帶十石私貨，對過限之物盡行沒收。於是稅卡官吏嚴查漕船，對運軍“求索虐害”。據嘉靖三十九年的一條史料稱：官府對每船四十石私貨以外的客商貨物予以盤查，由此可見，明朝對私貨的限額放寬了。五年之後，戶部為解決販私活動影響行船的問題，再次奏準“務照水程嚴限，不許夾帶私貨沿途貿易”。不過，這一規定實行的時間並不長，萬曆七年，戶部在答複漕臣的公文中便指出：議單確定每船許帶40石土宜，但運軍挾帶之數往往超過此限。現特將限額增為60石，“無非體恤漕卒，求濟運務之急”。
清代入主中原後，在漕運中保留了明後期製度，允許每艘漕船北上時攜帶60石免稅私貨。同時規定：漕船在出發時和北經儀真、淮南、天津時，接受專官查驗，“其餘衙門俱免盤詰”。至康熙初，沿途關卡紛紛攔查漕船，從湖廣到河西務關卡不下一二十處。在漕臣的要求下，清政府限製了稅卡對漕船的盤查。雍正六年，再規定南返空船每艘可帶60石梨、棗等免稅物品。不久，又將每艘北上漕船私貨數額放寬為100石、126石。到嘉慶四年，再擴大北運私貨限額，“共足一百五十石之數，俾旗丁等沿途更資沾潤”。南返限額也增加為84石。在道、鹹改行海運期間，清朝對雇募的商人沙船規定：“準於回空時裝載貨物，免交北稅”。同治年間恢複漕運後，繼續沿用對沙船的政策，對北上漕船規定可帶60石私貨，南返空船則可帶500兩成本銀的百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