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漕運對中國封建集權統治的意義和影響
漕運長期存在，活躍於中國的封建時代，勢必在同期曆史上占據重要的地位，並對封建統治產生著巨大的作用和影響。概括地說，漕運的意義和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麵：
首先，對維持中央集權統治和統一局麵的存在、穩定，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根據前述可知，秦代及其以後各統一王朝，無不通過大力發展漕運直接掌握各地收入，從而極大地削弱了地方的物質基礎，扼製了分裂勢力的發展，所謂“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同時，封建政府擁有了充足的物資，保持和壯大了自身的力量，就可以對全國進行嚴密而牢固的統治，足以對付各種內亂外患，從而確保了封建集權統治和統一局麵的長期存在。正是從此出發，康有為才得出了漕運為“中國大政”的結論。事實上，在中央王朝轉衰之時，統治者也常常是借助漕運，才勉強支撐著對全國的統治局麵，唐代中期以後的形勢就是典型的一例，已故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曾精辟地指出，安史亂後，唐王朝仍能存在，是與漕運東南財賦的支持分不開的。
其次，對封建集權統治的政治組織，特別是中唐以後的體製，有著重要的保障作用。集權統治不同於其他政治，其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了聽命於皇權的龐大國家機器，如秦漢時期以三公九卿為中心的官僚隊伍和軍隊。而豢養如此眾多的人員，除了提供足夠數量的土地以外，還需日常巨大的各項實物開支，漕運對此顯然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中唐以後，隨著均田製的破壞，國有土地逐漸衰落，封建政府無力繼續向官僚提供祿田（如從前的爵邑、占田、公田及永業田等）；也無法再給士兵分配土地，府兵製遂瓦解，募兵製出現。於是，官俸和兵餉向單純實物、貨幣形式轉化，而這一轉化又使得官僚和軍隊對皇權的依附性，進一步加強了。上述變化基本上為宋代以後各朝所繼承。如此以來，漕運的地位便更為重要了，“所謂官多徒役眾，此二者，國粟所以費之由也”，特別是雲集於京畿的常備軍，更是全賴漕運給養，北宋財臣張方平即驚呼：“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故國家於漕事最急最重。”顯而易見，漕運對中唐以後封建政治體製的意義，較前更為重大了，難怪明季有“天下大命，實係於此”之歎！
第三，對確保集權統一王朝定都北方的傳統格局，有著重大的支持作用。由於曆史上中原王朝的主要邊患，是來自北方的遊牧勢力，所以先秦以來，中原統治者不斷修築長城，屯駐重兵，以防禦敵方的南攻，其中又以集權統一王朝最為突出，這就形成了中國古代軍事重心長居北方的基本形勢。為了適應這一形勢，中原集權王朝不得不將政治中心也設置於北方，以便就近控製邊防局勢，達到穩定全國的目的，這就形成了定都北方以製天下的傳統政治格局。而這一軍事形勢和政治格局之所以能長期維持，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漕運支持的。
秦代已有“飛芻挽粟”以供邊軍的記載，此後，內地政權除在沿邊屯田外，都利用漕運向邊軍供應糧餉，隋唐以後的北方運河和海運，即視軍需為重要的服務對象。而設於北方的政治中心，更是建立在漕運供給的基礎之上，特別是唐宋經濟重心南移之後，都城對南方財賦的依賴尤勝於以往，漕運的作用幾如血管、命脈一樣。可見，漕運對維持集權王朝國都的穩定和北部國防線的鞏固，都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是另一條流動的“長城”。正如明人所言：“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天下矣。”而漕運狀況的不佳、惡化，對封建集權統治有著極為不利的影響，輕者足以幹擾其統治秩序，重者則可削弱其統治力量，甚或促使其瓦解、滅亡。漕運的中斷，對中央集權統治無疑是致命的打擊。如東漢末，“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獻帝君臣隻能食糠咽菜，寄人籬下；西晉末，都城被圍，“內外斷絕，十?之?，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其難支之困境可想而知。唐朝滅亡，宋祁一針見血地指出：“禍基於桂林”，即指桂林戍卒切斷江淮漕運線事；北宋末，漕運量銳減，大大減少了京畿的物資儲備，到金軍包圍開封後，便出現了“物力既耗，人心驚疑”的局麵，其亡國迅速，與此有很大關係；元末，海運中斷，造成大都糧荒、餓殍遍地的後果，“元遂不能師矣”。而清末漕運的最終消失，也使得清王朝連同中國的封建集權統治，陷入了萬劫不複的結局。
漕運還製約著封建國都的穩定、發展和遷徙。在唐代以前，由於漕運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區，同時，漕路又有黃河三門之險，從而限製了漕運量的提高，製約了國都的發展規模和都城人口的進一步增長。唐朝建立後，國家機器不斷膨脹，長安人口也逾百萬，使得北方經濟難以承受，就不得不將漕運的範圍擴及東南。但正如杜佑所說：“關中寓內西，偏天下，勞於轉輸”，因而，漕運量的提高仍然受到很大限製，永徽以後，長安即時常缺糧，為了緩解這一問題，從高宗到玄宗時期，位居至尊的天子竟不得不經常率領群臣赴東都“就食”，這一奇特的現象，深刻地說明了漕運對國都安定的製約作用，同時也反映了長安已無法適應集權政治日益龐大的時代了，避開三門險阻，縮短輸送路線，以吸收更多的財賦，無疑已成為確立新都的首要條件。唐亡以後，都城終於東移，而北宋以開封為都，就主要是從有利於漕運考慮的，如宋人所言：“國家定都於汴，實就漕挽東南之利。”由此可見，唐宋之際都城的東移，與漕運有著極大的關係。事實上，當漕運路線改變以後，原來繁榮壯觀的長安、洛陽及開封等故都，都迅速衰落下去了。
綜上所述，漕運在中國曆史上的產生和發展，絕非偶然現象，而是中國封建中央集權統治的產物，所以，漕運的興亡完全由這一統治的盛衰所決定。同時，漕運狀況的好壞，也極大地製約和影響著封建集權政治的鞏固和發展。但總的說來，漕運的長期存在，特別是在唐宋以後大規模、穩定的發展，對中國封建王朝集權統治的發展和強化，起著重要的保障作用。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漕運，就沒有中國封建集權政治的長期存在，也不會有中國古代大一統王朝的輝煌曆史。
（原文發表於《西北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