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漕運作為中國封建時代的一項大政，對集權統治有著極其重要的經濟意義，客觀上對帶動古代水運業的發展及密切各地的聯係，也產生了頗大的積極影響。但是，漕運作為封建王朝大規模強製性征調財賦的工具，又對社會經濟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影響。這主要表現在：直接地掠奪；高成本和高代價；“保運”對農業生產的破壞；“保運”對治河的影響。正因為如此，漕運便成為寄生於中國古代社會經濟之上的巨大毒瘤。
漕運作為中國特有的曆史現象，盛行於封建時代，被統治者稱為“安社稷之奇策”；又被視為人之咽喉、食道，有“一日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之說，其政治意義十分重大。漕運還帶動了運河交通業的發展，在中國古代形成了同期世界史上罕見發達的內河水運網，對密切幅員遼闊的全國各地的聯係，促進社會經濟的交流，客觀上產生了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漕運作為封建王朝強製性征調財賦的運輸手段，又在古代社會產生了巨大的消極影響。目前對漕運製度及其正麵意義研究較多，對其反麵影響注意不夠，這就不能不影響了對漕運的全麵認識。本文即著重探討漕運在古代社會的消極影響，希冀引起學界的注意。
一
先秦時期漕運尚未出現，無論是號稱一統的三代王朝，還是割據稱雄的諸侯列國，都無法長期地、大量地征調各地的財賦，其時便有“千裏不饋糧”之說。自秦代封建中央集權統治出現後，漕運也隨之興起。於是，秦王朝不僅可以就近利用京畿地區的財賦，而且能通過漕運這一有力的征運手段，調集京畿以外，甚至遠在千裏之遙的物資。此後，隨著曆代王朝對漕運的不斷發展，納漕地區和數量不斷擴大，漕運日益發達。然而，漕運蓬勃發展的背後，卻帶來了一個直接而嚴重的後果，即借助於漕運，封建王朝日益增加了對社會財富的控製和消耗。漕運猶如一張不斷延伸而凶猛的網，緊緊地追逐著各地經濟的發展，無休止地攫取了社會生產的成果。
如所周知，唐代以前全國經濟上最發達的區域是黃河中下遊地區，封建中央王朝立國的物質基礎也主要在這一地區。此時，統治者除了緊緊地控製著如號稱“膏腴之區”的關中等京畿地區的財賦外，又通過在北方地區的漕運，獲取了更多的巨額糧物。如西漢時，長期年漕關東糧食400萬-600萬石。隋代大規模漕運關東的結果，則出現了府庫充溢、倉庾陳腐的局麵，等等。如此長期大規模的征調，對當時生產力水平還相當低下的社會來說，無疑是巨大的負擔和摧殘，使得北方地區的大部分剩餘產品，甚至必要產品，都遭到了掠奪、消耗，從而嚴重地影響了農民的擴大再生產。
唐代南方經濟崛起後，漕運又沿著南北運河深入江南各地。開天年間，唐王朝每年僅征調東南漕糧即達400萬石之巨。中唐以後，隨著北方出現藩鎮割據、賦稅自私的局麵，唐室的漕運重點也集中到江淮地區。一時諸使紛至遝來，地方官競相進貢“羨餘”，東南漕運幾成唐中央的生命線。在此形勢下，新興的南方經濟也負荷起日益沉重的納漕負擔，唐人便寫詩揭露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為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膏脂是此河。”也正是從中唐開始，隨著北方經濟發展的緩慢，南方成為主要的納漕區域，而南方經濟每前進一步，所付出的納漕負擔便擴大一分。
北宋在征服南方不久，就確定了在江淮年漕糧食400萬石的定額。隨之，定額又迅速增至600萬石，最高時竟達800萬石。與此同時，南方各地所出的布帛、茶、鹽等百貨及珍寶，也不遠萬裏北漕京師。在宋代，中央王朝無止境漕運的結果，甚至造成了“東南財用窘耗日甚，郡縣鮮有兼歲之儲”的局麵。宋人有詩雲：“天寒村落家家忙，飯牛獲稻催滌場。燎薪炊黍呼婦子，夜半舂粟輸官倉。大兒拓囊小兒橐，掃廩傾?不須惡……”正因為如此，南方盡管水充土肥，物產豐富，稍遇災荒，也不免出現餓殍遍野、人煙斷絕的慘景。正如時人所道：“或謂取太多，六路有豐歉。其間一不熱，饑殍誰能掩？”南宋人也指出：“良相旦旦，惟恐不竭。”
元代以後，各代王朝對南方漕運的依賴程度更甚於以往。明代漕臣曾說：“夫江南，朝廷之廚也”，此話可以概括地反映統治者對南漕的認識。在這一時期，每年北運的四五百萬石漕糧和其他巨額物資，依然成為南方經濟的重負。清人曾指出：“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在官則官利……在民則民利。”他不好直接批評漕運本身，隻得更多地譴責漕務機構中的貪官汙吏，將漕運造成的“民生蹙”的後果歸罪於他們。事實上，貪官汙吏固然加重了漕運的危害，但造成這一危害的根本原因卻在於封建漕運本身。所以，明代有人說：“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惠民。”清季也有人公開說：東南民力最困者，“莫甚於漕”。
明清時期，太湖流域又是南方納漕最重的地區。明代全國漕糧正、折總額為518.97餘萬石，其中南直隸為180餘萬石，而蘇州一府就占70多萬石，這就極大地加重了這一地區農民的負擔。徐光啟指出，本朝江南漕糧雖較宋代為少，但江南七郡的漕額卻大大增加，於是，“江南七郡米價常騰”，素稱富庶的江南也不免經常糧食緊缺。清代蘇、鬆、常、鎮四府和太倉一州，“漕額甲於天下”，年納漕糧正、耗米150多萬石；此外又有“漕贈、行月、南屯、局恤”等名目的附加漕米30餘萬石，合計180-190萬石。道光十三、十四年，江蘇地方官林則徐接連上奏稱：在豐收米賤之年，這一百八九十萬石漕糧“即合銀五百數十萬兩”；如“米少價昂”，則又“暗增一二百萬兩”；再加上每年交納的地丁銀、漕項正、耗額銀二百數十萬兩，以致“民間終歲勤動，每畝所收除完納錢漕外，豐年亦僅餘數鬥”。近年江南屢有災荒，“民力愈見拮據”，“朝夕不飽，輸納維艱”，但漕額負擔不減，農民隻得買米交兌。這不僅惡化了江南農民的生產、生活狀況，而且嚴重製約了這些地區城鎮工商業的發展。如林則徐所說：蘇、鬆等地糧食緊缺，昔日全賴鄰省客商所販糧食補充，“百貨之流通，挹彼注茲，尚堪補救”。但近年鄰省接連歉收，出境糧食減少，嚴重地影響了本省的工商業。所謂“布匹絲絹銷量稀少，權子母者即無可牟之利，任筋力者遂無可趁之工”。可見，漕運在維持封建集權王朝繁衍的同時，對古代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破壞影響。
二
水運運量大、運價低，漕運無疑也應具有這樣的運輸形式上的優勢。然而，由於漕運是完全服務於封建國家的工具，所以，在統治者無休止地利用、發展的情況下，其優勢又湮沒於巨大的消耗之中，出現了高成本、高代價的後果，從而進一步加重了社會經濟的負擔。
首先，為了從事漕運，秦代以降曆代王朝在興修運河、製造漕船方麵，都耗費了巨大的國力。開挖及維修漫長的運河，耗費極大，有關這方麵的記載，可謂磬竹難書。如漢武帝為了能大規模征調巴蜀糧物，便征發數萬民夫，花費數年時間，在秦嶺山中開鑿褒斜水道，這僅僅是當時一項局部工程。隋朝在全國大興運河，則動員了數百萬民夫，甚至婦女、老人也被驅趕到工地。浩大持久的運河工程，對隋社會經濟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影響。唐宋時，也投入了無窮的人力和財力修治運河。如開元十五年一次疏導鄭州河口的局部工程，就調發了3萬多人。北宋僅在汴口工程上，每年便付出不小的代價。由於黃河“向背不常”，引黃汴口每年也要變換，每次開挖汴口，都要動用數州民工“勞費不貲，役者多溺死”。崇守時，宋政府調集了數州民夫、兵卒修泗州直河，“其間疾苦竄歿，無慮數千，費錢穀累百萬計”。明代永樂時，興修會通河工程，役使兵、夫30萬眾，曆時一百幾十天，用銀“百一十萬二千五萬有奇”。明代斷斷續續修治運河耗費的資財，更難以統計。隆慶時的首輔高拱曾說：運河“年年淤塞，年年修築，為功促迫，勞費已多”。清代在修治運河方麵所耗費的國力，動輒百萬。據清人統計，道光二十五年東河（山東運河）“另案”用銀205.8007萬兩，南河（淮南運河）“另案”用銀330.4808萬兩。從道光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的3年間，東河年均用銀190多萬兩；南河則為300多萬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