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以文馭武”及“重文輕武”是宋朝曆史上突出的政治現象，即使是在最高軍事決策組織的樞密院中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表現。本文從統計、分析北宋時期樞密院長貳出身情況入手，全麵考察了其長貳由武將向文臣過渡的發展變化過程。在此基礎上，進而探討了“以文馭武”方針在當時樞密院機構中的具體表現及所產生的消極影響。
北宋建國後，汲取唐末、五代武人跋扈的慘痛教訓，在日益強化中央集權政治的大背景之下，一方麵厲行收兵權，另一方麵則逐漸確立了“以文馭武”的方針，也是所謂祖宗家法的重要內容之一。樞密院作為宋家天子控製和調動軍隊的核心機構，其組織內部便明顯地存在著“以文馭武”方針的烙印。目前，有關宋代樞密院製度方麵的研究，學術界已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以香港學者梁天錫的《宋樞密院製度》較為突出。但包括梁氏在內的著述，主要側重於有關樞密院一般製度的探討，而較少分析其中文臣、武將構成的差別及其蘊涵的根源所在。本文主要就北宋時期樞密院中長貳出身的情況進行統計和分析，從對比文臣與武將在其中地位和影響差異的角度，進一步探究北宋“以文馭武”方針的影響。
一北宋樞密院長貳文武出身者人數與任職時間之統計
梁天錫在所著《宋樞密院製度》中製作了《兩宋樞密表》，對兩宋時期樞密院官員的任免進行了羅列，可謂相當詳細。但此表既存在某些問題，如表中熙寧二年十月一欄稱朱守約“自步軍副都指揮使除（簽書樞密院事），即日罷”，考諸北宋史籍並無此記載，不知依據何在？更重要的是梁氏表格對文臣與武將沒有專門加以區別，因此無法從中統計、比較樞密院文武出身長貳的情況。《宋史?宰輔年表》和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兩書，無疑是係統了解北宋樞密院長官情況的主要史料。筆者現主要根據這兩部史籍，並參以《續資治通鑒長編》和《宋史》有關傳，對北宋樞密院長貳之文、武出身者依照任職前後順序列出下表，以便進行人數對比。
需要說明的是，上列執政大臣絕大多數是樞密院的專職長貳，另外也有少數人在樞府則或為兼任性質，或屬於加帶虛銜性質及暫時安慰性質者。兼職性者如：慶曆二年，為了加強中書與樞密院在軍事上的協調，以應付激烈的對夏戰爭，呂夷簡受命以首相身份判樞密院，次年再改為兼任樞密使。加帶虛銜性者如：靖康元年，率領西北勤王軍隊奔赴開封的大將種師道被授予同知樞密院事之職，但種氏在擔任此職的九個月間，一直在外帶兵，不可能居中掌握機要，因此其所獲樞密院官職實為掛名虛位。至於含有安慰性者如：熙寧元年（1068），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知越州陳升之改任知大名府，途經京師時，宋神宗考慮到陳氏曾是仁、英兩朝舊臣，兩任樞密副使，遂又將其留於西府內。照顧到其以往的資曆，乃授予陳升之知樞密院事之職“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弼既為使，帝以升之輔政，欲稍異其禮，故特命之”。時隔半年，陳升之便轉為宰相。還有，司馬光雖被詔為樞密副使，但卻堅辭不就。雖然存在以上某些特殊情況，但因樞密院地位非同尋常，所以其長貳官員設置仍然相當穩定。
在北宋曆史上，樞密院作為最重要的中央機構而始終存在。在樞密院存在的167年中，除了童貫一人屬於宦官外，其餘文、武出身的長貳官員先後共有203人。為了能夠在一般意義上觀察北宋文臣、武將在樞密院中的地位及影響，可以首先根據上表所列樞密院長貳的情況，對其文、武出身者的人數和任職時間進行如下統計對比：
其一，樞密院正職（包括樞密使、知樞密院事、領樞密院事及判樞密院事等）共73人，其中文職出身者54人，武職出身者為18人。文職出身者人數占總人數比例的73.9%，而武職出身者僅占總人數比例的24.6%。
其二，樞密院副職（包括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及簽書樞密院事等）共129人，其中文職出身者108人，武職出身者為21人。文職出身者人數占總人數比例的83.7%多，武職出身者僅占總人數比例的16.2%多。
其三，北宋文官在樞密院獨自任正職的時間約為91年，即單純從時間上看文臣主掌樞密院期間大約占北宋樞密院存在時間的54.4%。其中從至和三年（1056）到北宋滅亡（1127）為止，樞密院正職一直由文官獨自連續擔任，前後達71年之久。另外，北宋文官與武臣並任樞密院正職16年，與前者相加，合計107年，約占北宋樞密院存在時間的64%多。北宋武官在樞密院獨自任正職約59年，單純從時間上看其主掌樞密院期間約占北宋樞密院存在時間的35.3%；北宋武官另與文臣共同任正職16年，與前者相加，合計為75年，約占北宋樞密院存在時間的44.9%。
其四，北宋文官在樞密院獨自任副職約121年多，其獨立任副職期間大約占北宋樞密院存在時間的72.4%；北宋文官另與武臣共同任副職27年，與前者相加，合計148年左右，約占北宋樞密院存在時間的88.6%。其中從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到北宋滅亡（1127）為止，文官一直獨自連續擔任樞密院副職達60年之久。而北宋武官在樞密院獨自任副職僅僅隻有約18年多，其獨立任副職期間大約占北宋樞密院存在時間的10.7%；北宋武官另與文臣共同任副職27年，與前者相加，合計45年左右，約占北宋樞密院存在時間的26.9%。
其五，從前列有關數據可知，從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到北宋滅亡（1127）為止，文官完全掌握樞密院長貳官職，將武官排擠出西府，其持續時間達60年之久。另外，在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期間，郭逵任同簽書樞密院事約一年零五個月左右，但郭氏長期鎮守地方，實際在樞密院的時間很短。事實上，當時文彥博擔任樞密使，陳旭和呂公弼任樞密副使，郭逵以一介武夫任同簽書樞密院事，廁身於三位文官大臣之間，根本不可能發揮作用。所以，如果將郭逵任職樞密院的一年多時間排除在外的話，那麼從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到北宋滅亡（1127）為止，文官在樞密院將武官排擠殆盡，其完全獨掌西府的時間竟達71年之久，占到北宋全部時間的42.5%之多。
二北宋前期樞密院武職官員地位及權限之分析
綜合前列人數和分析對比數據的情況來看，在北宋存在的167年期間，樞密院內武官不僅有人數逐漸下降的趨勢，而且武職出身者的實際地位和影響也在明顯下滑。大致而言，宋初樞密院武職出身長貳尚有較高的地位和一定的權力，到宋真宗以後，其地位和權威便日益降低。特別是在宋仁宗時期，武將出身的西府長貳或為庸碌之輩，受到輕視；或小有軍功，便遭受猜忌、打擊，遂幾近為擺設之物。到嘉?以後，樞密院實際上成為文臣的一統天下，武將則幾乎被清除殆盡。以下試以宋真宗與仁宗之際為界將北宋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就樞府武職出身者地位的變遷狀況，從考察具體人物的角度入手進行比較分析，以探究“以文馭武”方針在樞密院的影響。
北宋建立初，樞密院長貳並用文臣、武將，而武職出身者無論是在人數上還是任職時間上都略占優勢。如最初沿襲後周舊製，以武臣吳廷祚與文官魏仁浦並為樞密使。以後，文臣趙普和魏仁浦主宰樞府二年。但隨之，武將出身的李崇矩連續獨任樞密使八年多時間，為宋太祖朝樞密院中任職時間最長者。在此期間，還曾有三年時間由李崇矩與將官出身的副使王仁贍完全掌管西府。開寶五年（972），李氏因“趙普為相，與崇矩分秉國政，以女妻普子承宗。太祖頗不悅”，才罷官出鎮地方。李崇矩遭黜後，文官沈義倫和武官楚昭輔以副使身份掌樞府，正使則虛位近三年半之久，才由大將曹彬接任。不久，宋太祖即死去。由此看來，趙匡胤時代充分考慮了武將熟悉軍情的特長，在樞密院中給其足夠的重視，使其作用得到應有的發揮。如李崇矩和曹彬，皆曆經沙場，以軍功獲譽，因深得開國皇帝信任而主掌樞密院。這正與宋太祖朝處理文武關係的基本原則相吻合。也可以說，當時雖不遺餘力削藩鎮、收兵權，也竭力恢複文臣的權威，以消除武夫跋扈的陰影，但並未忽視武將的作用和地位。
宋太宗一朝，因為弑兄篡位的陰暗心理影響，故對武人無疑更加猜忌和防範，並采取了更多的壓製武將力量的措施。但趙光義畢竟也出身行伍，還不至於在觀念中拋棄軍人這支力量，所以在樞密院機構中仍然延續了舊製，並用文臣、武將。其中曹彬任樞密使有七年時間，武將楚昭輔任樞密使五年，武職出身者趙?任知樞密院事一年多，武官王顯則出任樞密使達八年之久。另外，王顯、楚昭輔、柴禹錫、趙?、張遜、楊守一及弭德超等武職出身者在此期間還先後擔任樞府副職，時間各有長短。而與此同時，文官擔任樞密院正職者人數相對較少，時間也較武將短得多。然而，這些不過是表麵現象而已。正是從宋太宗開始，在刻意推行抑製武將政策的形勢之下，樞密院雖在形式上保留了昔日以武人居多的舊製，但在實質上卻弱化了武職長貳的角色作用，將大量具有軍職身份卻無武將本色的親信之徒安插在樞府要職之上，為自己掌管軍權。如王顯、柴禹錫、趙?、張遜、楊守一及弭德超等人，皆為宋太宗藩邸親信、屬吏，名為武官出身，卻幾乎全無戰場經曆。他們或以恭謹見用，或以理財出名，或以告密得寵。如王顯“初為殿前司小吏，太宗居藩，嚐給事左右，性謹介”，從而得到重用。史稱其“居中執政，矯情以厚胥吏，齪齪而已”；柴禹錫在宋太宗藩邸時，“以善應對，獲給事焉”。趙光義登基後，柴氏積極替天子刺探外臣動向，所謂“每夜值，上以藩府舊僚，多召訪外事”，終於以“告秦王廷美陰謀，擢樞密副使”；趙?“少涉獵文史，美書翰，委質晉邸，以勤謹被眷”；楊守一則“稍通《周易》及《左氏春秋》，事太宗於晉邸”，後與柴禹錫、趙?等人迎合宋太宗需要，因製造秦王廷美獄案而平步青雲；張遜以晉邸隨從出身為武官，但長期料理香藥榷貨事務，因貨利而升遷。而臭名一時的弭德超，更是以誣告曹彬之事而立即獲得樞密副使之職。難怪元朝人修《宋史》時稱：“自柴禹錫而下，率因給事藩邸，以攀附致通顯……故莫逃於齪齪之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