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趙光義費盡心機打壓武將，營造“崇文抑武”政治氣氛的背景之下，原本就以謹慎見長的大將曹彬，愈加謹小慎微，甚至在街市上與士大夫相遇，也不得不作出退避讓路的姿態。所謂：“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嚐忤旨，亦未嚐言人過失。”“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待。”盡管如此，曹氏以後仍不免因受到猜忌而遭罷黜，即使當弭德超誣陷之事敗露，也未能複職。宋太宗時代樞密院內武官長貳的上述畸形狀況，完全是統治者處心積慮鍛造的結果。既然在兩次北伐失敗後完全轉向“守內虛外”，自然也就無需良將猛士，而逢迎順從的武職人員與文臣配合，正能滿足君主集權的需要，使樞密院成為製約將帥、控製軍隊的得力工具。
宋真宗即位後，在各項方針政策上都繼承了所謂的祖宗之法，事實上主要是宋太宗後期製定的統治原則。其中在樞密院用人體製上，又在繼承乃父既定方針的基礎上向進一步抑製武人的方向發展。在此階段，如前所述，樞密院中文官逐漸在人數上和任職時間上與武臣大致對等，從形式上已改變了以往武人居多的局麵。而實際上，自“澶淵之盟”之後，統治集團安於現狀，羞談用武，文臣遂開始掌握了西府的支配權。如從景德三年至大中祥符七年的八年多時間裏，文臣王欽若和陳堯叟連續並任樞密使，參與導演了東封西祀活動，深得宋真宗的寵信。此後，王、陳二人又再度主宰樞府數年。另外，寇準、丁謂及馮拯等文官大臣也先後掌管西府。
宋真宗朝武官出身的樞密院長貳，除了前朝舊臣曹彬、王顯前後任職二年多外，主要任用了周瑩、王繼英、馬知節、曹瑋及曹利用等人。這些武官在濃烈的“崇文抑武”氣氛之下，在一定程度上不過扮演著陪位的角色而已。如宋人所言：“上崇尚文儒，留心學術，故武毅之臣無不自化。”如仍為宋太宗藩邸出身者的周瑩，其所為連宋真宗也認為是“庸懦不智”，從而遭到朝臣們的輕蔑；王繼英原為宋真宗潛邸舊人，其特點也不過是“小心慎靖，以勤敏稱”。周、王二人在樞密院，其職權自然受到擔任副職的文臣王旦、馮拯及陳堯叟的製約。馬知節出身將門之子，算得上是一位有見地的良將，曾長期在西陲和河北前線禦敵，頗有戰功。不僅如此，馬知節還關注國防建設。他在出任簽書樞密院事後，麵對議和後粉飾太平、輕視武備的局麵，多次在各種場合呼籲：“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但卻長期遭到主政集團的冷遇，無法作為。據王旦之子王素追憶：馬知節與王欽若、陳堯叟“同在樞府。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至則見冀公（即王欽若）喧嘩不已，馬則涕泣”。由此可窺見其處境之一斑。馬氏終因與王欽若、陳堯叟不和而被驅逐出樞府。以後，馬知節雖再度返回樞密院，但任知樞密院事不足一年又被排擠出朝。曹瑋則是曹彬之子，從軍後長期鎮守邊關，頗有謀略，曾提出壓製西夏的有關良策。史稱其“為將幾四十年，未嚐敗衄，威鎮西鄙”。然而，曹瑋卻因被丁謂視為寇準之黨，而被罷免了簽書樞密院事一職，長期受到打擊。其結局與馬知節相似。在宋真宗朝後期，惟有曹利用在西府的權位相當穩定，先後任長貳之職長達八年之久，官加同平章事，封國公。以後，他又在宋仁宗前期繼續任職近七年。曹氏之所以能夠如此，則完全是因為附會丁謂及劉後集團的結果。宰相李迪就曾抨擊其為丁謂奸黨。
三北宋後期樞密院武職官員地位及權限之分析
從宋仁宗時代開始，武職出身者在樞密院已完全處於被壓倒的局麵。其人數和任職時間既遠遠低於文臣，其職權更是不值一提，不過碌碌無為而已。
在劉太後當政期間，曹利用連續任樞密使近七年時間。曹氏本人的情況自不用說，以後如張耆、楊崇勳、夏守□、王貽永和王德用、狄青等兩類人，在樞密院中的表現也都無不令人失望。張耆、楊崇勳及夏守□三人，皆因出身宋真宗藩邸衛士而受到重用，但品行素質卻都極為低劣。其中張耆因曾幫太子收留過日後貴為皇後的劉氏，遂官運亨通。宋真宗後期，張耆任馬軍都帥，在選兵時因處置不當，幾乎引起兵變。宰相王旦調和矛盾，提出“累奉德音欲任張耆在樞府，臣以未曾曆事。今若擢用使，解兵柄，謀者自安矣”。“乃進耆為樞密副使”。宋仁宗即位初，劉太後再將張耆安插到樞密使的要職之上。然而，張耆既無戰功，又無謀略，隻會坐享厚祿，在中樞充當木偶。史書還稱：張耆富甲一方，但極為吝嗇，竟在家中設置店肆，本家所需百貨都要從中購買。他還為家人看病，並出售藥材，“欲錢不出也”。楊崇勳以密告寇準謀立太子稱帝之事，得到丁謂及劉皇後的賞識。明道元年（1032），因劉太後的推薦，楊氏出任樞密使。據記載，楊崇勳因好攻訐，故“人以是畏之”，然無他才能，又性貪鄙，曾役使軍人打造“木偶戲人”，在京師出售。至於夏守□則懵於用兵，所謂“性庸怯，寡方略，不為士卒所服”。盡管如此，夏氏卻在陝西卸去統帥之職後轉任樞密使。王貽永的情況與前者稍異，據《宋史》稱，王貽永乃宋初宰相王溥之孫，樞相魏仁溥外孫。但王氏同樣無從軍經曆，因尚鄭國公主而獲右衛將軍的武職。此後，其坐享富貴，曾任地方長吏。正是這樣一位紈絝子弟，竟先後任同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和樞密使長達十四年，為北宋曆史上所少見。按照宋朝“徒尊以高爵，寵以厚祿，使之貴而無位，高而無民”的待外戚之法，王貽永不可能掌握實權，所以其雖長期置身樞密院中，但更大程度上是一種擺設。故史稱：“當時無外姻輔政者，貽永能遠權勢，在樞密十五年，迄無過失，人稱其謙靜。”
在宋仁宗時代，出現以上庸懦武臣忝位樞府的現象，實在令人可笑。難怪當時的富弼曾激烈地指出：樞密使掌天下之兵柄，“代天子之武威”，像夏守□這樣既無清名又乏才術者入居西府，勢必遭天下人恥笑。其實這不過是當時“以文馭武”政策的極端化體現，特別是劉太後垂簾時期保守政治的產物。惟其如此，才能將武將的地位壓到極點。在此用宋人張演的話評說，就是：“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祿而薄其禮。”在此階段，另類的王德用和狄青，其在樞密院的遭遇幾與以往馬知節、曹瑋的結局如出一轍。
王德用為宋太宗、真宗兩朝庸將王超之子，但性情卻不同於乃父。他17歲時隨父出師西夏，就顯示出沉著應戰的良將素質。以後，王德用長期帶兵，通曉兵略。宋仁宗親政後，王德用先後任簽書樞密院事、知樞密院事六年左右。在對夏開戰前夕，他曾主動請求領兵征討。但就在此時，他卻被排擠出朝。其原由是“狀貌雄毅，麵黑，頸以下白皙，人皆異之”。另外，王氏住宅位於皇宮北角外的泰寧坊內。於是，開封府推官蘇紳上疏稱：王德用宅正枕在都城乾綱線上，其相貌又“類藝祖”。其用意不外是暗示王德用有異誌。寶元二年（1039），禦史中丞孔道輔再上類似奏章，“且謂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王德用遂被貶出朝，並受到監視。據說，王德用曾這樣謝罪：“宅枕乾綱，乃朝廷所賜。貌類藝祖，蓋父母所生。”直到慶曆二年（1042），契丹陳兵北境後，王德用才重新得到起用，鎮守河北重鎮。至和元年（1054），王德用又以75歲高齡重返樞府，任樞密使二年多，但實為陪設。如文官大臣考慮皇儲問題時，便無視他與狄青兩位武臣樞密使的存在。王德用發了幾句牢騷，歐陽修聞聽後便不屑地說道：“老衙官何所知？”隨即上疏稱武將掌握國家機密，非朝廷之福。不久，王德用因遭到禦史的彈劾，被迫致仕。根據有關記載來看，王德用是一位稱職的武將，他不僅善於管理軍隊，所謂“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還針對國防中存在的一些積弊提出改革方案。如他曾坦率地批評過天子授陣圖的做法：“鹹平、景德中，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於屢敗。”因此建議停用陣圖，使帶兵者能夠隨機應變，以獲戰效。然而，像王德用這樣的武將卻經常處於被懷疑的境地，在樞密院中根本無法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