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電影類型的創新
類型電影的形成和輝煌始於三四十年代經典好萊塢時期，包括如西部片、強盜片、喜劇片、歌舞片等。這一時期，製片廠已經轉向類型化生產。在“標準化”成為好萊塢普遍追求的製作模式的時候，電影的製作和生產就更像是一種生意上的追逐而非美學上的突破了。從敘事構思到發行放映，都是和觀眾密切協調的結果，而非受導演個人的價值取向的影響。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製約了一些導演個人創作的廣度和深度，但同時卻能保證影片在商業上達到相對穩妥的“成功”，這對於當時好萊塢剛剛形成的產業體係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在好萊塢，創造性電影製作是一種既能滿足製作者的美學要求，又能訴諸觀眾期待的表達方式，從而成功地反複實踐和確立已經規範化的“常規”，即托馬斯·沙茲所說的“類型產品和洗練的原則”。
從上述意義上來講，類型電影的創新就在於由本類型所延伸出來的類型，可稱作亞類型或類型的雜糅。如科幻電影脫胎於恐怖片，而災難片又脫胎於科幻片。與此同時，這些亞類型又可以在初始類型衰落的年代另辟蹊徑，在原有的類型基礎上創造和開拓出新的表現空間。如科幻電影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迎來第一次高峰，隨著科技的進步，又在21世紀初期大放異彩，至今仍是青少年觀眾青睞的對象。進入新好萊塢時期，隨著觀眾需求的不斷增加，類型與類型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界定方法也愈發複雜，甚至漸漸產生超類型電影。今天，似乎很難在銀幕上看到純類型的電影，可以說，正是好萊塢電影自身的創新機製使其相互融合產生出新的樣式來。
三、電影美學的創新
早在電影誕生初期，美國電影就確立了幾種敘事傳統和敘事類型：《火車大劫案》創造性地發展和豐富了電影敘事的流暢性和連貫性；格裏菲斯的《一個國家的誕生》和《黨同伐異》將電影的時空表現和敘事語言繼續複雜和深化；以卓別林為代表的美國默片喜劇則成功地將“喜劇”與“戲劇”元素融入電影媒介當中，用電影的時空手段和結構觀念來進行敘事和表意，成功地開創了一種新的類型，為後來的喜劇片打下了基礎。到了經典好萊塢時期，一大批優秀的故事片更是發展並強化了這一敘事傳統，並根據敘事內容和風格的不同，逐漸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類型片種，開創了新的美學形式。從敘事策略上來看，正如麥茨所講：“一部影片是很難解釋的，因為它很容易理解。”我們之所以能“看得懂”好萊塢電影，是由於我們已經相當習慣好萊塢那套電影語言和敘事策略。所謂“經典好萊塢寫實主義”，基礎就是它能通過中心人物的感知來滲透敘事信息，從而把技巧隱藏起來的能力，這就適應了觀眾的“窺視”心理，也模糊了“故事”和“事實”之間的界限。
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現了美國先鋒派電影美學及地下電影，這些雖然不能代表美國電影的主流，但卻跟好萊塢電影自身的工業發展和美學演變過程息息相關，並直接影響了新好萊塢時期敘事傳統的轉變。在這一時期，一批不同於經典好萊塢敘事體係和表現風格的影片嶄露頭角，如《邦妮與克萊德》《逍遙的騎士》《畢業生》《憤怒的公牛》等。與法國的新浪潮類似，一批更強調“作者”身份的“學院派”青年導演開始走上創作道路，其作品的先鋒感和創新性開創了另一種視聽語言的表現係統，在當時令人耳目一新。電影本身可以被視為意識形的社會折射，它是一個可以不斷地對意識形態進行反映、複製和再生產的裝置和鏡麵，而這一批電影所剖析和表現出來的社會層麵的關注話題恰恰是對當時美國社會最真實、最透徹的映射。可以說，在這種意義上的創新不僅具有人文關懷的屬性，更被烙上了大眾文化的印記。
四、電影工業的創新
美國電影企業從一開始就設計出了一套製片、發行、放映電影的係統，它保證了與公眾的經常性接觸。這一“集成”的程序提供了利用從製片廠控製的影院不斷流出的現鈔來生產新的影片的可能，也向製片人提供了衡量公眾對故事和傾向的反應的寶貴反饋，同時也保證了和大眾進行文化交流的手段。如托馬斯·沙茲在《新好萊塢/舊好萊塢》中提到的那樣，“好萊塢生產引人注目的更多是以他們的相似而不是差異”。當製片廠發展並完善了製片體係的同時，也同時精煉了每個過程的每個獨立環節。而隨著後來敘事技巧和故事公式的完善，如何成功營銷從而在院線放映時獲得最大利潤顯得尤為重要。隻要好萊塢製片廠維持住這一製作、發行和放映電影的封閉係統，企業的神話製造作用的優勢就能得到保證。八大電影公司（米高梅電影公司、派拉蒙影業公司、哥倫比亞影業公司、華納兄弟影業公司、環球電影公司、聯美電影公司、20世紀福斯公司、華特迪斯尼）成為經典好萊塢時期迅速崛起的公司的原因也正是在於它們垂直壟斷的前瞻性和徹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