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廣西上林縣唐代石刻《韋敬辨智城碑》考(下)(2 / 3)

桃源鄉居民,不論“避秦時亂”與否,“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複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因此那裏能實現了“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的生活。智城也處於仙境般的“絕境”,然而不是“與外人間隔”的,也不是“靡王稅”的,實在不能避免當時王朝的直接統治。然則其隔絕性及康樂性何以得到實現,那是羈縻州的建置。

《唐六典·戶部尚書》雲:“凡嶺南諸州稅米者,上戶一十二鬥,次戶八鬥,下戶六鬥。若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輕稅諸州。”雖繳“王稅”,但較輕。其實,嶺南西部羈縻州縣常猖獗,既不繳稅,也不朝貢,如《新唐書·南蠻傳》“西原蠻”條雲:“天寶初,黃氏強,與韋氏、周氏、儂氏相唇齒,為寇害,據十餘州。……太和中,經略使董昌齡遣子蘭討峒穴,夷其種黨,諸蠻畏服,有違命者必嚴罰之,十八州歲輸貢賦。”甚至於版籍也不上,如《新唐書·地理誌》“羈縻州”條雲:“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其大者為都督府,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雖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據《太平寰宇記》,鶼州等十七邕管羈縻州在唐先天二年(713)以前“承前先無朝貢,州縣城隍不置立”。如此情況至宋代也無大變化,如《武經總要》卷21《宜州》“羈縻州十八”下雲:“即土人建立郡縣,有時貢,無地租,領州者多許夷人世襲。”這是北宋仁宗朝的情況,但宋朝對羈縻州的政策基本是繼承唐代的,如《桂海虞衡誌·誌蠻》“羈縻州洞”條雲:“參唐製,……推其雄長者為首領,籍其為壯丁,其酋皆世襲。……不可盡以中國教法繩治,姑羈縻之而已。”因此韓愈《黃家賊事宜狀》雲:“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柳宗元《寄韋珩》詩亦雲:“到官(柳州)數宿賊滿野,縛壯殺老啼且號。饑行夜坐設方略,籠銅桴鼓手所操。奇瘡釘骨狀如箭,鬼手脫命爭纖毫。”連正州也如此。這些都表示了唐朝官方對嶺南少數民族的理解。唐代嶺南羈縻州可謂是半獨立國,但就是由於“不可盡以中國教法繩治”這半獨立的原因,那裏常發生相爭互奪。廖州是羈縻州,智城與桃源鄉不同之處正在這一點:

其一:羈縻州“推其雄長者為首領”、“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因此周邊的羈縻州或部族互相爭霸,侵犯劫掠,因此《智城碑》雲:“複澗連山,真名勝境。……壯而更壯,寔地險之不逾;堅之又堅,信丘陵之作固矣”、“傍連短嶠,往往如堙;斜對孤岑,行行類闕。表山內水,作暴客之咽喉;澗戶湯池,為奸宄之鈐鍵”、“險隘難逾,襟期易守”。如上所述,雖說那裏是“名勝”、“仙都”,然而他們追求的不是山水、生活環境之美,就是自然地理險峻深奧的隔絕性。這都是為了防守自己。為何要防守?因為智城是羈縻州。除非具有地理條件,才能保障羈縻州“半獨立國”的康樂性,如“周回四麵,悉愈雕鐫;絕壁千尋,皆同刊削。前臨沃壤,鳳粟與蟬稻芬敷;後邇崇隅,縠霧與翠微兼。”確實《碑》描寫山水之美,而美在安全,山水保障安全,才有美。但“豈不恃名山之景祐,托靈嶽之鴻威。奠危躅於安扃,靜災塗於美術。”羈縻州裏的生活,隻要靠自然地理的優勢條件,還不足以實現康樂性。

其二:羈縻州“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領州者多許夷人世襲”,因此州內一族或嫡庶、兄弟之間爭奪承襲,如“往以蕭牆起釁,庭樹暌陰;蓄刃兼年,推鋒盈紀。遂乃處茲險奧,爰創州廬。”韋敬辨曾在鶼州,也是羈縻州,任其縣令,也許是其父去世,“世襲”問題使得骨血同氣失和,內訌激化,竟交兵鬥爭。後來領一族遷徙,隱於澄州無虞縣大宅,稍後創建廖州智城。

這樣,唐代羈縻州因“推其雄長者”、“得世襲”,故不可避免內、外兩麵的鬥爭。韋敬辨創建廖州,若能獲得王朝賦予羈縻州的半獨立的優越性,先要克服這兩種矛盾,因此《智城碑》反複強調說對內外雙方的措施,如“重門一閉,無勞擊柝之憂;溝洫再施,永絕穿窬之患。故得冤蹤退散,俱懷內和之情;怨跡銷亡,宜申外禦之誌。”同時要注意的是他們一直強調防衛一麵。當時部族爭雄奪地,然而《智城》從不提及攻擊那一麵,例如“韋使君,性該武禁,藝博文摳。睹禍福於未萌,察安危於無像。”刺史多才,文、武兼備,而《碑》中始終不提“武”這方麵。自己曾有“蓄刃兼年,推鋒盈紀”多年武鬥死戰的經驗,為禍州裏,民不聊生,似乎自己已經厭惡死戰及其州民的犧牲。《碑》竟不說秣馬礪兵等“武”的方麵,而說“睹禍福於未萌,察安危於無像”。防患於未然,需要先見之明,培養洞察之才,這是屬“文”的對策。《桃源》雖寫仙境般的理想生活,而始終沒寫如何實現,換言之,《桃源》隻寫結果,而《智城》從現實問題出發,追求理想,還寫實現過程,這一點是很大的不同,因此說《桃源》雖有所據而還是玄虛的。

此外,居民也不同。《桃源》“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廖州智城的居民本來與此相同,他們一“洞”一姓,聚族而居,如《智城》作者回顧“蕭牆起釁,庭樹暌陰”,反省說到“恩逾魯衛,意洽金蘭”。兄弟和睦,一族團圓,同甘共苦,才能實現“處之者逸,居之者久。永棄危亡,長歸遐壽”的現世“仙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話:

兼乃懸瓢荷蓧之士,離群棄代之人,或擊壤以自娛,時耦耕而盡性。……實乃靈仙之窟宅,賢哲之攸居。

“懸瓢”之士,指逸士許由,見《琴操》;“荷蓧”謂野人,見《論語》,皆謂避世隱逸之士。此文雖有通於老莊思想者,然而與道教信仰無關。他們都是拒絕儒家思想維持的封建社會而逃避的自由人,或是被儒家社會拒絕而遭驅逐的邊緣人,而這裏不必探討儒道問題,重要的是實在指的是誰,是同族兄弟,還是外人?“懸瓢荷蓧之士”、“離群棄代之人”等說法是否自況,是否以隱逸比喻此地的隔絕性?“懸瓢荷蓧之士”,謂恬淡無欲,若表示外不侵鄰土、內不爭權位的和平主義,則可以自況,然而以“離群棄代之人”自況不合當時現實。又《碑》常提“同氣”,如“恩逾魯衛,意洽金蘭;同氣之義寔隆,股肱之情彌重”、“同氣情申,鬩牆訟息”。“魯衛”謂親兄弟、同族,而“金蘭”謂盟兄弟或情意相投之友。“同氣”謂兄弟,如“同氣連枝”,又謂同誌,如“同氣相求”。嶺南處於“三千裏外”,是唐時流放之地,“江北人配嶺南”,故有宋之問、褚遂良、李德裕等名人都流放到嶺南賜死,又如垂拱四年(688)武則天“大殺唐宗室,流其幼者於嶺南”。長壽元年(692)裴行本、李遊道、袁智弘、王璿、崔神基、李元素等大官先後被武則天“流於嶺南”。除了罪人的妻子、家人以外,應有驅逐或敗走的人士不少,皆落荒躲避。當時“洞”一般聚族而成,“離群棄代之人”雖然不指那些亡命者,也當包括韋氏以外的部族人。若智城歡迎“離群棄代之人”建成新州,“或擊壤以自娛,時耦耕而盡性”,有意共同建設和平安寧的羈縻州這小“半獨立國”,從社會思想史來看,那是非常先進的民主理念,與《桃源》作者所寄托的完全不同。若是則此《碑》是說明嶺南少數民族早有先進思想的力證,其思想不僅在嶺南民族史上,而且在中國社會思想史上極為罕見,此《碑》極為貴重。

桃源與智城似是而非。二者都追求理想社會,不像《遊仙》作者那樣求於天上,卻追在地上、現實社會,這一點確實相同,《智城碑》可以認為是一篇繼承《桃花源記》這“田園”性的追求“理想國”的文學作品。但,《桃花源記》借傳聞的形式來描出理想模型,作者到底不是居民,故內容不具體,太觀念化了。而《智城碑》作者是居民,記錄事實,從現實社會矛盾出發,不僅寫出其理想,又寫到如何實現理想。具體而言,如何建設州城,如何對待外敵,如何保衛自城,如何維持城內秩序,居民如何和睦而安居樂業,尤其是後一段表示了廖州作為一個小羈縻州,對外、在內不戰不爭的和平主義及其共同生存的強烈願望。至於《智城碑》“往以蕭牆起釁,庭樹暌陰;蓄刃兼年,推鋒盈紀。遂乃處茲險奧,爰創州廬,烈位頒曹,砥平繩直。”“兼乃懸瓢荷蓧之士,離群棄代之人,或擊壤以自娛,時耦耕而盡性。……實乃靈仙之窟宅、賢哲之攸居”等發言,真令人想起Thomas Jefferson《獨立宣言》(1776年)和《和平憲章》之類。陶淵明《桃花源記》從早有名,孫鈞錫《陶淵明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提到其真正價值說:“無論從思想上還是藝術上來看,本篇在作者的全部詩文中無疑是最高成就。”(頁109)若能這麼評價,那可以說《桃化源記》遠不如《智城碑》。經上討論,其崇高的和平共存思想明顯了,以下探討其文學成就。

3.與孫綽《遊天台山賦》及《文選》的關係

《智城碑》所寫的生活環境、社會理念與《桃花源記》有所相通,這一點是容易承認的,然而是否直接受到其影響,作品中難以尋找痕跡,可能作者沒有讀過《桃花源記》,這一點後文詳考。此外,還有一篇作品影響《智城碑》最深。那就是晉孫綽(314-371)的《遊天台山賦並序》。

從文學創作手法來看,可以認為《智城碑》的措辭直接受到《遊天台山賦》的影響。我們一讀《智城碑》,就想起《遊天台山賦》開頭的這樣描述: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者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

具體指出與此類似之處:《智城碑》有智城山者,廖州之名山也。

赤城、玄圃,辟昆閬之仙都;金闕、銀台,烈瀛洲之秘境。

昂昂焉,寫嵩、岱之真容;隱隱焉,括蓬、壺之雅趣。

靈仙之窟宅、賢哲之攸居。

眾化所都,群靈之設。

這些用詞、句法極為相似,至於“靈仙之窟宅、賢哲之攸居”一句,殆出於《遊天台山賦》“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若這些句子連接起來,就容易變成《遊天台山賦》開頭的那些文字,幾乎改頭換麵。據此類似可以判斷,作者是以《遊天台山賦》為藍圖著想構思的。除此之外,尚有類似之句,如:

《智城碑》:天地寥廓。

《天台山》:太虛遼廓。

《智城碑》:恃名山之景祐,托靈嶽之鴻威。神化攸歸,靈祇是托。

《天台山》:嗟台嶽之所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

《智城碑》:崇嶽神基。

《天台山》:托靈越以正基。

《智城碑》:丹丘之侶。王子僑羽登。掛鶴。

《天台山》:羽人於丹丘。王喬控鶴。

《智城碑》:攢峰竦峭。絕岸崢巆。竦峭舒蓮。

《天台山》:陟峭崿之崢嶸。迄於仙都,雙闕雲竦。

《智城碑》:玉室玲瓏。

《天台山》:朱闕玲瓏。玉堂陰映。

《智城碑》:洪荒廓落,鹹歸自然。

《天台山》: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

如上所述,若寫仙境般的自然環境,則不得不用道教文化中的詞語,結果語言表現亦往往相似。僅看這些字眼,不足以確定二者之間的影響關係,但從前麵數行觀察總體,則不得不承認二者有密切的關係。

此外,《智城碑》尚有小藍圖,其中較大的是著名的王羲之(303—361)《蘭亭集序》,如:

《蘭亭集》: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

《智城碑》:木落而天朗氣清,花飛而時和景淑。

仰觀天文,有日月星辰之象;俯察地理,有嶽瀆山河之鎮。

“天朗氣清”一句四字全同,僅就此一句而言,可以說是偶然一致的,然而再看其後“仰觀……,俯察……”等句,又甚為類似。從詞彙及其對仗措辭來看,可謂《蘭亭集序》也是另一個藍圖。《智城碑》開頭說“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作文開頭最難,作者借用而放在開頭,用得很成功。王羲之以《蘭亭集序》一文聞名,又是書法楷模,當時作為法帖流行,尤其是唐太宗搜集遺墨以後。《智城碑》作者活在太宗之後,在高宗、武周時期。作者肯定學過《蘭亭集序》,除書法以外,造句也受到影響,但類似之處僅僅此數句,不如《遊天台山賦》之多。此外,還有左思(252?—306?)《魏都賦》、鮑照(414?—466)《蕪城賦》等作品,如:

《魏都賦》:巢居棲翔,聿兼鄧林;穴宅奇獸,窠宿異禽。

《蕪城賦》: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

《智城碑》:珍禽瑞獸,接翼連蹤;穴宅木棲,晨趣昏嘯。

這些四句也頗為類似,至於“昏見晨趣”一句顯然不是偶然的,可以判斷作者學過《魏都賦》《蕪城賦》。這樣,對《智城碑》影響最深的是《遊天台山賦》,還有《蘭亭集序》《魏都賦》《蕪城賦》的作品。這有一個原因,《遊天台山賦》等作品的共同之處就是端睨可尋。

這些都收於蕭統《文選》。《文選》為唐代詩人文士必讀之書,尤其在高宗、武周時期,是考進士科的主要教材。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1《述進士》雲:“(高宗)永徽(650)已前,俊、秀二科猶與進士並列;(高宗)鹹亨(670—674)之後,凡由文學一舉於有司者,競集於進士矣。”據史載,“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高宗調露二年(680)“始試雜文”。所謂“雜文”即詩賦,如《唐六典》卷2《尚書吏部》“進士……試雜文兩首,策時務五條。文須洞識文律,策須義理愜當者為通。”晚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上雲:“武德四年,複置秀才、進士兩科。秀才試策,進士試詩賦。其後,秀才合為進士一科。”這樣,從高宗朝後期起,就在武後的影響之下,重視文學,偏愛浮華,從而進士科考試加以詩賦。當時作詩賦的主要教材就是《文選》,例如晚唐李德裕說:

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伎,勉強隨計,一舉登第。自後不於私家置《文選》。蓋惡其祖尚浮華,不根藝實。

這說明了天寶末年(安祿山之亂爆發後)以前士人家都備有《文選》讀書。著名的李善曾任崇賢館(上元二年改為崇文館)直學士,撰《注文選》六十卷獻上,時在高宗顯慶六年(661)。《唐六典》卷2《尚書吏部》雲:“弘文、崇文生,各依所習業,隨明經、進士例。”不知崇賢館等學校是否講《文選》,而重視進士科的變化與《文選》學的風尚同時產生,當是彼此相關的。經高祖、太宗父子二代的創業經營,到孫子時代,社會穩定,文化成熟了。文飾的偏愛出於文化的成熟、貴族化。《智城碑》作於武周萬歲通天二年(697),作者生活時代在《文選》的時尚之中,可想而知,他也不例外,從小攻讀《文選》,結果有些用詞、句法是從此提練出來的。

如前所論,《智城碑》與《桃花源記》追求集體生活的理想這一點偶爾相同,而《桃花源記》以及《歸去來辭》等陶淵明的代表作品中與《智城碑》類似的措辭用句都不見。蘇軾喜愛陶淵明,當流放海南之際,陶淵明與柳子厚二集“常置左右”,視為“南遷二友”,《東坡題跋》卷2《題〈文選〉》(元豐七年)批判《文選》的編輯及其眼光說: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為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如李陵、蘇武五言皆偽而不能去,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

陶淵明在初唐時期尚未有名,《文選》雖收《歸去來辭》,而未收《桃花源記並詩》。《智城碑》中竟無片言隻字類似《桃花源記》,因為《文選》未收它,這可能是一個主要原因。

據今人的研究,如傅璿琮《唐代科舉與文學》(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汪習波《隋唐文選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等名著皆未及討論《文選》與科舉製的關係,至於受《文選》影響的唐代詩人文士,《隋唐文選學研究》僅僅提到王勃、陳子昂、李白和杜甫四人(頁19—20),篇幅極少,由此看來《文選》的影響似乎不大深。其實,影響深廣,僅以《智城碑》的作者為例,可以證實。作者處在唐代邊緣的嶺南羈縻州,並且是少數民族出身,何況都城的漢族士大夫。

《智城碑》作者顯然是學習《文選》的,今僅就《智城碑》一篇而言,直接影響最深的就是《遊天台山賦》。類似之處不僅兩三句,超過一般造句作文融揉提練的程度。這有另一個原因,與內容有關。類似之多少與文章的內容有密切關係,《遊天台山賦》描寫仙境般的山水的部分最多,文章也最長,《蘭亭集序》《蕪城賦》較少、較短,因此類似數量偶爾不同而已。總之,《文選》就是《智城碑》作者的主要教材,《遊天台山賦》是主要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