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智城碑》是唐代嶺南少數民族山水文學之傑作
《智城碑》從《文選》所收的先人名文中吸收了不少文學成就，然而又有獨創、進展之處。
《遊天台山賦》《蘭亭集序》是中國山水文學之開端作品，作者孫綽、王羲之，皆東晉人，有交往。《智城碑》學到他們文學創造成果。《智城碑》共一千一百多字，除篇末頌詞七首，則共八百多字，敘景篇幅相當多，以敘景為主，記事、抒情較少。敘景如此長的作品，包括《文選》所收的，當時極少，幾乎沒有。《遊天台山賦》約八百五十字，較長，文體也與《智城碑》相似，但雜有玄言哲理，《蘭亭集序》較短，三百多字，記事較多，《桃花源記》亦同。漢代辭賦雖然有敘景多的，如司馬相如《上林賦》《子虛賦》等，而總體來說，記事、詠物的還是較多。漢賦以後，山水文學作家有謝靈運、謝脁、王維、韋應物、元結、柳宗元等，但他們用詩歌或古文的形式敘景，又抒情，或情景交融，又記事。《智城碑》文體屬於所謂四六駢儷文，襲用“賦”的手法，全篇對偶，極為協調整齊，置力於敘景，幾乎占全篇的四分之三以上。《智城碑》不僅敘景為多，而且所描寫的景物又與眾不同，下麵探討這一點。
對自然有獨特的審美觀
凡山水文學作家皆敘景，如陶弘景所提那樣，有的寫優美幽靜，有的寫雄偉壯觀，有的寫自然變遷的神奇奧妙，除讚美之外，又有的舒心靜氣，有的憂愁悲哀，其觀點、感覺皆不同，多為描寫大自然界的協調、和諧。《智城碑》敘景居多，作者欣賞大自然之美，刻畫精致，而其審美觀有些特色，如：
丹崖硌崿，掩朝彩以飛光；玄岫廞巇，含暮煙而孕影。
重巒掩暎氤氳，吐元氣之精；疊嶂糺紛泱軋，納蒼黃之色。
後邇崇隅，縠霧與翠微兼暎。
澄江東逝，波開濯錦之花；林麓西屯，條結成帷之葉。
玉室玲瓏，冰泉澄澈。每句都寫有戴著麵紗般的半透明的光線。作者對太陽光線甚為敏感，欣賞大自然界四時晨夕各種色彩變化之妙，領略陽光下的森羅萬象諧和之美，這些特點表現在用字，如作者用“暎”字三次，也用“影”字三次。這種審美觀，至謝靈運大大發揮，如“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晦能娛人，遊子憺忘歸。出穀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薄稗相因依”（《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但，《智城碑》幾乎每段敘景中，都有這種描寫，可知作者對周圍的光線及其空氣的變化非常敏感。作者又注意到四時晨夕之變，如：
郊原秋變，城邑春移。木落而天朗氣清，花飛而時和景淑。
此句確實與王羲之《蘭亭集序》“暮春之初……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張衡《歸田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有所相通，皆為春時景色。又有不同之處，謝靈運、王羲之等所描寫的俱為遊覽者所觀察的，而《智城碑》是生活者所感受的。這種感受自有理由，例如陶淵明《桃花源詩》雲“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然而《智城碑》雲“木落而天朗氣清，花飛而時和景淑”，對氣象的感覺正相反。這是與當地氣候有關。魏、西晉玄言哲理，至東晉展開山水文學。因為江南氣候溫和，自然景物與北方不同。江南詩人以及《楚辭》未曾詠過“木落而天朗氣清”之感受。花謝葉落，人感憂愁，而《智城碑》作者卻感到清朗快樂。“郊原秋變，城邑春移”寫得先秋後春，另兩句也一樣，前句“木落而天朗氣清”是秋景，後句“花飛而時和景淑”是春光。這長短兩聯寫的都是自秋冬至春夏的時光，與一般自春夏至秋冬的季節觀念不同。是否與寫作時期有關？《智城碑》作於“肆月柒日”，是孟夏初，不是秋季。上林縣位於北緯23度30分左右，按照今日氣象學說，北回歸線（23度27分）以南屬於熱帶，春季已炎熱，與北方長安等地大大不同，秋季雖“木落”而“天朗氣清”，熱氣漸退，《智城碑》作者以為四時之中秋季最宜人。先秋後春的寫法反映著作者的季節推移觀念，大概是由於當地氣候造成的。這樣，作者的自然觀與他所處的環境有關，是生活在嶺南廖州這一環境中才能形成的。又如下文，也寫到嶺南風情：
珍禽瑞獸，接翼連蹤；穴宅木棲，晨趨昏嘯。
歌鶯囀響綿蠻，成玉管之聲；舞蝶翻颻揚，亂瓊妝之粉。
上句措辭與鮑照《蕪城賦》“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有所相似，而鮑照描寫荒蕪淒涼的城景，表現了對野生自然的一種恐懼。《智城碑》作者一點恐懼感也沒有，卻和動物、昆蟲一起欣喜，享受深山幽穀裏的生活。當然，這種動物的描寫反映著作者的心情，也反映著作者的社會理想。又如唐代著名山水文學作家柳宗元，他以《永州八記》著名，多寫永州山水之美，而又作《囚山賦》，將山水視為牢籠，覺得自己在被南方的野生動物、植物圍繞的自然中坐牢。除《囚山賦》外，還有《懲咎賦》《閔生賦》等不少作品，柳宗元對山水以及“珍禽瑞獸”等動物“穴宅木棲”等生態都露出了滿腔的恐怖感。後貶到柳州，柳宗元又說：“陰森野葛交蔽日，懸蛇結虺如蒲萄。”（《寄韋珩》）“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登柳州城樓》）“山腹雨晴添象跡，潭心日暖長蛟涎。射工巧伺遊人影，颶風偏驚旅客船。”（《嶺南江行》）。對柳州山水也覺得恐怖，如“嶺樹重遮千裏目，江流曲似九回腸。”（《登柳州城樓》）“海畔尖山似劍铓，秋來處處割愁腸。”（《與浩初上人同看山》）柳州也位於嶺南西部，在上林縣之北，地形與北方不同，石山多，奇峰多，廖州的智城山及其周圍“直上千萬仞，周流數十裏”、“周回四麵，悉愈雕鐫；絕壁千尋，皆同刊削”、“表山內水”，像桂林山水一樣，石山確實似“劍铓”，北方詩人聯想到“割愁腸”，這一點也與《智城碑》完全不同，北方詩人眼裏屬窮山惡水，而智城山水不僅美麗，而且“恃名山之景佑，托靈嶽之鴻威”，是保護和保佑居民的。韓愈對嶺南山水的表態亦與柳宗元相同，被貶到連州、潮州時，邊欣賞山水，邊覺到恐懼，也以“劍戟”比喻，表示切身憂愁。嶺南的自然景物，包括動植物，北方人的眼裏既新奇優美，與此同時，因非故鄉又造成心理不安。山水雖美而他們都是被流放者，不得懷誌，心理抑鬱，故寄情於遨遊山水，以自慰解。王羲之、謝靈運等人也一樣，一般仕途坎坷，故外出遊賞山水。而陶淵明不同，自辭官職，歸去田園，向往桃源般的寡民小國，因此與《智城碑》有所相通。但，陶淵明不了解嶺南的自然及其生活，柳宗元等人雖然來過，然而做官，本非土民，也不能領略其樂。
總之，從中國文學史來看，《智城碑》可視為山水文學作品，描寫嶺南山水之美及其田園生活之樂，而作者是當地少數民族，對自然變化、山水景觀、野生動植物等的感受與居住在北方漢族有很大的不同，故作品具有與傳統山水文學情調風格不同的特點。
用駢文寫作山水文學
如前所述，《智城碑》敘景部分居多，可視為山水文學作品，文體屬於駢文，幾乎全篇以四字或六字為對句偶語。除節奏、對仗外，作者還考慮到聲律之美，如平仄布局諧調，又多用雙聲、疊韻，極為技巧，例如：
1）丹崖硌崿，掩朝彩以飛光；
玄岫廞巇，含暮煙而孕影。
2）攢峰竦峭，槧碧蓋以舒蓮；
駭壑澄淵，紉黃輿而湧鏡。
3）懸岩墜石，奔羊伏虎之形；
落澗翻波，掛鶴生虹之勢。
4）靈芝挺秀，葛川所以登遊；
芳桂叢生，王孫以之忘返。
5）重巒掩暎氤氳，吐元氣之精；
疊嶂糺紛泱軋，納蒼黃之色。
6）木落而天朗氣清；
花飛而時和景淑。
基本上以四字或六字為句，極有節奏。偶爾加以五字句或七字句，避免單調。詞義、詞性及其結構亦均對應，對偶工整。與此同時，每句詞組還嚴守平仄，兩句對應整齊。又用“廞巇”、“掩暎”、“泱軋”，皆雙聲，“硌崿”、“蒼黃”，皆疊韻。此外，《碑》文中雙聲有“眇邈”、“充牣”、“綿蠻”、“颻揚”、“髣髴”、“磊硌”、“鬱蓊”、“洪荒”、“昭晣”、“玲瓏”、“澄徹”、“隱暎”、“竦峭”，疊韻有“崩騰”、“崢巆”、“繽紛”、“硌崿”、“芊眠”、“廓落”、“飋”等等不少，足見作者充分意識到聲律方麵的修辭效果，措辭水平頗高。
作者在時光推移之下，觀察峰雲澗水、大小動植物以及昆蟲，描寫微細可愛之動靜，常用比喻法。其中最精彩的如下對偶：
A）攢峰竦峭，槧碧蓋以舒蓮；駭壑澄淵，紉黃輿而湧鏡。
B）懸岩墜石，奔羊伏虎之形；落澗翻波，掛鶴生虹之勢。
雖有些生硬，如“槧”、“奔”、“掛”等字，而可見作者卻苛刻描寫自然美之功。如A）文描寫“天覆地載”的壯觀情景，最奇妙。自古以來，詩人常以“蓮”花比喻高崖連峰，如王維《登辨覺寺》詩雲：“竹徑從初地，蓮峰出化城。”又華山、黃山、廬山、衡山、武夷山等名山也都有“蓮花峰”、“蓮峰”之號。此“蓮”謂“攢峰竦峭”的丹崖。“槧”字本為名詞，謂未刻字的木版，此處文意不通，與下句“紉”對應，當用為動詞，恐即“斬”義。今原石“碧”下字剝落，不可辨識，而與下句“黃輿”對應，當謂天。小組《注釋》雲：“黃輿：華貴的輿車。”此說不通。前有“駭壑澄淵”之語，此“黃輿”謂輿地，與“輿車”無關。下句描寫下方地上，則上句當寫上方天上。連峰聳立，斬斷青碧天空，舒展了蓮花般之丹崖。《淮南子·原道訓》雲：“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又“輿”即平聲，“蓮”即平聲，則“蓋”字最妥。“黃輿”謂黃色大地，因連山之下有深穀清潭，宛如一麵大鏡湧浮出來，外邊展開了一片土地，故作者用“紉”字。“紉”謂係，“斬”謂斷，上斷下係，字義相對。“蓋”、“輿”、“蓮”、“鏡”皆為比喻，用比喻為對偶，極其技巧。又，仰觀丹崖似蓮，俯視澄潭如鏡，天覆地載，包羅萬象，可謂文中有畫。此畫非濃淡隱約的潑墨山水畫，而是陽光下重疊交叉的色彩油畫。如上所述，作者觀察自然生命之交歡，下筆句句都有半透明的顏色，真令人想起法國印象派畫家莫奈（Monet：1840—1926）的油畫。至於B）文“懸岩墜石，奔羊伏虎之形”，亦頗為技巧。以岩石比喻動物，山水文學作家柳宗元愛用此法，如“其石之突怒偃蹇……若牛馬之飲於溪……若熊羆之登於山”（《鈷潭西小丘記》），“大石林立……怒者虎鬥，企者鳥厲”（《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智城碑》“奔羊”、“伏虎”即暗喻法，與“虎鬥”、“鳥厲”相同。若以“奔羊”對應“伏虎”，則“存”不如“奔”。“存羊”謂放群羊吃草，“伏虎”謂有虎埋伏於草地，視之眈眈，若作“奔羊”，則上爬下奔，比喻更生動。“落澗翻波，掛鶴生虹”，是溪流落下，成為瀑布，水花四濺，既如駕仙鶴騰天，又似出彩虹架橋，真如一幅彩畫。
綜上所述：作者寫山水風光之美，又述田園生活之樂。敘景句法多模仿了名文《遊天台山賦》，而對自然的審美觀不同，卻有與山水詩人謝靈運、王維、柳宗元相通之處。但，寫到城內生活空間則不同，作者對大自然的感受卻近於陶淵明等田園詩人。因此作品中山水景觀及田園風情兼備，還用駢儷文體，可謂曆代山水文學之中從未有過如此美文。並且所寫的山水及田園都是嶺南地區的，這也是前所未有的。稍後，有些詩人文士發現嶺南山水之美，如柳宗元、吳武陵、李商隱、陶弼等，而未得以描述嶺南田野生活之樂。作者以獨特的自然審美觀創作了新的山水田園文學，產生了獨特的文學風格，這種特點與作者的出身有密切關係。《韋敬辨智城碑》作者韋敬一是嶺南少數民族，避免唐朝的直接統治及周邊部族的侵略，尋求深山幽穀擁而保佑的空間，建立羈縻小州，共同生活在大自然的懷裏。作者以山水景觀與田園風情交融，尤其是當時嶺南西部窮山惡水，充滿瘴癘，北方漢族詩人以為恐怖空間，作者卻以為美麗溫柔的樂園，這種感受及描寫隻有當地少數民族出身的作者才能做到的。
嶺南少數民族的文采及其操外文的高度文化
韋敬一的《韋敬辨智城碑》作於萬歲通天二年（697），韋敬辨的《大宅頌》作於永淳元年（682）。韋敬一蓋其昆弟或堂弟。《大宅頌》作文生硬，用字多不正，對仗不齊，疑有土俗字，辨字極難，文意不易理解，書法也不佳。然而《智城碑》則力用駢文之法，全篇對仗，還考慮到聲韻之美，平仄有律，多配雙聲、疊韻，又學過《文選》等文史名作，多用典故，頗有技巧，並且清人對其書法的評價也相當高，如說“書法嚴傑”、“書法秀潤蘊藉”。兄弟二文，相比之下，水平之差一目了然。《智城碑》比《大宅頌》晚十五年，足見作者學會漢族文學語言的長足進步，同時這說明了接受漢族文化之深。總而言之，韋敬一《韋敬辨智城碑》可視為唐代山水田園文學之作，也可視為唐代嶺南少數民族吸收漢族中原文學之傑作。
漢文，對韋敬一他們來講，是一門外語。如何學到如此高度的漢族語言文化，就是一個謎。《資治通鑒》卷249“宣宗大中十三年（859）”條說：
初，韋皋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群蠻，使由蜀入貢，又選群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欲以慰悅羈縻之。業成則去，複以它子弟繼之。如是五十年，群蠻子弟學於成都者殆以千數，軍府頗厭於稟給。
韋皋（745—805）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時在貞元元年（785），比韋敬一生活年代晚一百年。不知桂州或邕州觀察使等對嶺南羈縻州“蠻子弟”施行了同樣文教政策與否。稍後，柳宗元（773—819）被貶到永州，後又貶到柳州，韓愈撰《柳子厚墓誌銘》說：“衡、江以南，為進士者，皆以（柳）子厚為師。”《舊唐書》本傳也說：“江、嶺間為進士者，不遠數千裏皆隨（柳）宗元師法。”據此，柳宗元有可能輔導嶺南子弟。然而，當武周時期，不論在廖州或在澄州，文廟等教育設施還沒辦好，如《太平寰宇記》舉出鶼州等十七邕管羈縻州，雲：“右件並是羈縻作牌州，承前先無朝貢，州縣城隍不置立，司馬呂仁高唐先天二年（713）奏，敕差副使韋道貞、滕崇、黃居左等巡諭，勸築城隍。其州百姓悉是雕題鑿齒，畫麵文身，並有赤褌，生獠、提它相雜，承其勸諭，應時修築，自後毀壞不複重修。”柳宗元《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說：“仲尼之道，與王話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椎髻卉裳，攻劫鬥暴。……元和十年（815）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桂州為嶺南都督府，也創建學宮於大曆十一年（776）。距韋敬一晚約一百年，柳州、桂州也都仍然如此，何況一個小小的羈縻州。但，據唐朝規定，當時羈縻州也要每年遣使上京朝賀、朝貢。上京則有機會接觸到北方文化，朝賀則須要熟悉唐朝文化，不單是官製，還有漢語、漢字、書法等等多方麵。《唐會要》卷75《選部下·南選》說：“上元三年（676）八月七日敕：桂、廣、交、黔等州都督府，比來所奏擬土人首領，任官簡擇，未甚得所。自今已後，……相知具條景行藝能，政術堪稱所職之狀，奏聞。”羈縻州隻能培養譯員，還不足夠，實在須要“景行藝能，政術堪稱所職”的人材。當然能運用高雅語言。同書《選部下·南選》說：
天寶十三載（754）七月敕：如聞嶺南州縣，近來頗習文儒。自今已後，其嶺南五府管內白身，有詞藻可稱者，每至選補時，任令應諸色鄉貢〔舉〕。仍委選補使準其［式］考試，有堪及第者，具狀聞奏。如有情願赴京者，亦聽。其前資官並常［嚐］選人等，有詞理兼通，才堪理務者，亦任北選，及授北官。
“嶺南州縣”當包括其羈縻州，此地已有“頗習文儒”的趨勢。天寶十三載敕在《智城碑》（697）六十年後，而據史載，其前已有藤州鐔津人李堯臣於貞觀七年（633）進士科及第，累官至交州刺史；南越酋長馮智戴於貞觀八年從父馮盎上京，遵高祖命，當場詠詩；韶州曲江人張弘雅，即著名宰相、文士張九齡叔伯，顯慶四年（659）明經科及第；欽州大族寧原悌於永昌元年（689）中進士科第九名，又登賢良方正科，累官至諫議大夫兼修國史，皆在《智城碑》之前。李堯臣、張弘雅是否為當地少數民族未詳，而都是在嶺南窮山惡水的偏僻之地出身的。南選始於上元三年（676），而他們進士、明經及第，可能都是“北選”、“授北官”的。即使許可“赴京”深造，也要在其前達到“堪及第”的高水平。他們如何學會北方漢族語言文化，達到“詞理兼通”、“詞藻可稱”，有待證實。
最後一提：本文指出了唐代嶺南羈縻州土民的社會思想的先進以及文學藝術的高度成就。從中可窺見，當時嶺南少數民族生活及人情，既不似韓、柳所描寫的那樣凶狠野蠻，亦不如範、周所描述的那樣貧窮落後，而自有文采，文化水平卻相當高，又具有先進的和平共存思想。中原漢族及官方從早有著偏見、誤解，《智城碑》一文誠然是使我們消除成見的力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