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載淳）詣鍾粹宮母後皇太後（指慈安太後）前請安，長春宮聖母皇太後（指慈禧太後）前請安；奉（兩宮）皇太後幸漱芳齋看戲，侍午膳。
到後來她更是充分利用“朔望承應”的典禮形式翻換演戲花樣。
首先，延長演出時間，每逢朔望，例由皇帝侍奉皇太後看戲後“侍午膳”，到了光緒年間，慈禧將“侍午膳”改為“侍晚膳”，也就是將日戲改為夜戲，時間無疑延長了。其次，“朔望承應”例有開、團場戲，連本大戲是放在中軸子演唱的，道光以來形成模式，慈禧從光緒後期起對此加以改革，“朔望承應”隻保留開場的吉祥戲，隨即開演連本大戲，而廢棄了團場，也是為了延長大戲的時間。其三，附帶說一下，道光帝將連本大戲的單位名詞“本”改作“段”，慈禧認為沒必要，又把它改了回來。事件雖小，從一斑可以窺全豹。
從光緒九年（1883）開始在“朔望承應”演出《普天同樂》起，光緒一朝所演連本大戲共有六部，按時序先後為：《普天同樂》、《忠義傳》、《征西異傳》、《昭代簫韶》、《鐵旗陣》、《鋒劍春秋》。乾嘉以來宮內盛行的老戲如《勸善金科》、《升平寶筏》等，沒有被重視，這也展示了慈禧對於戲曲的愛好傾向和欣賞趣味，如根據《征西演義》改編的《征西異傳》故事曲折、莊諧雜陳、文武兼備，全部二十四本，自光緒十五年（1889）起在“朔望承應”中首演，每次演數本，直到光緒十九年（1894）才演全，前後五個年頭，可謂樂此不疲了。
四
翁同龢進入皇家娛樂圈子，被賜看戲達三十年之久。既有親身體驗，又常冷眼旁觀，他有時受寵若驚，有時心存褒貶。皇家戲班帷幕重重，翁氏真想看透也難，更由於傳統成見，他對劇目、表演上的見聞，不是無所會心，而是不屑記載。然而畢竟積三十年之經驗，他雖沒有成為戲迷，也沒有看透個中奧秘，但畢竟是個比較清醒的旁觀者，他在《日記》裏寫過幾段對皇家演出帶有總結性的論述，述其演變，論其得失。他當然不敢說皇室領導層對於看戲一事過於迷戀，品味不高，但從行文中是可以感受到的。
一段見於光緒十八年壬辰（1892）六月二十六日日記。是日為光緒帝的“萬壽節”，“戲單四十刻”，戲單上寫著劇目，每劇下注有時刻，翁氏看了一天的戲，“酉正（下午五點鍾）始散”，於是發表了下麵的議論：
舊例，宮內戲皆用高腔。高腔者，尾聲曳長，眾人皆和，有古意。其法曲則在高腔、昆腔間別有一調，曲文則張得天等所擬，大率神仙之事居多，真雅音也。鹹豐六七年始有雜劇，同治年間一用法曲，近年稍參雜劇，今年則有二黃。亦頗有民間優伶應差，如所謂石頭、莊兒者。兩日皆是二黃，語多擾雜不倫，此蓋三十年來所無也。
此段著重談宮內演戲劇目與腔調的變遷。清宮演戲，的確最推重高腔，較昆腔更為流行。康熙三十二年（1693）蘇州織造李煦向康熙帝報告，尋得幾個女孩子，要教一班戲送進，隻是在蘇州，“昆腔頗多”，要尋個弋腔好教習卻難，“今蒙皇恩特著（弋腔教習）葉國楨前來教導”，所謂弋腔即指高腔。在一些著名的連本大戲中都是昆弋合用的，如常見的《安天會》，源出《升平寶筏》（有《古本戲曲叢刊》九集本）甲集（後稱第一本，共二十四出）舞台上的六出戲，即第十五出《偷盜桃園》、第十六出《大戰石猴》、第十七出《老君煉猴》、第十八出《大鬧天宮》、第十九出《如來收猴》、第二十出《安天大會》。其中第十六出、第十九出是唱弋腔的，餘均唱昆腔。
舉此可見一斑。“法曲”是指清宮特有的應節戲、慶壽戲，屬於典禮性的戲曲，故名。如《九九大慶》、《法宮雅奏》、《月令承應》等是，據昭梿（1780—1833）《嘯亭雜錄》，這些戲曲連同《勸善金科》、《升平寶筏》等都出於張照（得天，1691—1745）之手。“雜劇”，這裏指昆亂折子戲，這樣意義的“雜劇”其實早在康、雍、乾三朝就已經入宮了。有一個很著名的故事：雍正帝偶觀《繡襦記·打子》，極其欣賞，認為“曲技俱佳”，特賜飾演常州刺史鄭儋的伶人食物，不料該伶“擅問”今常州守為誰，雍正大怒，立命杖殺該伶即一例證。翁氏特別對鹹豐年間的“雜劇”有印象，似與升平署重新挑選“外邊學生”入宮當差一事有關，不過那是鹹豐十年（1860）的事，如是年三月三十日“金環傳旨要外邊學生承應雜戲七出”，七出戲中就有陳金雀的《定情賜盒》、周雙喜的《冥判》、嚴福喜的《瑤台》等，都是名劇。直到慈禧晚年，這類為數約數十出的昆腔“雜戲”（折子戲）還在演唱，未曾間斷。就翁氏親身見聞而言，早期聽戲亦頗記戲劇名目，都在同治年間，排比摘抄如下，以見翁氏眼中的“雜劇”是些什麼節目。
同治七年（1868）三月廿二日……是日所演戲有《廉頗請罪》及《掃秦》，餘皆常例，衣服極鮮明。
八年三月廿三日……萬壽節。……昨演神仙事竟日，今日多照例昆曲。
九年三月廿二日……戲凡廿六刻十分。《行圍得瑞》、《喬醋》、《奇雙會》、《絮閣》、《溫涼盞》、《火雲洞》、《萬壽無疆》。
廿三日……萬壽節。……（戲）凡廿二刻。《福祿壽》、《火判》、《梳（妝）擲（戟）》、《魚籃記》六出、《蔣幹盜書》、《徐母擊曹》、《瑤台》、《萬壽無疆》。
這些都是在寧壽宮閱是樓暢音閣三層大戲台上演出。所列劇目，《清升平署存檔事例漫抄》未錄，足以補缺。一頭一尾，為開、團場的傳統慶壽戲，如《福祿壽》、《萬壽無疆》原都是《九九大慶》中的出目。中間中軸子大都插演昆亂折子戲，通稱小戲、雜戲、雜劇。
清宮例規，常時承應，演員隻用舊行頭；每逢萬壽節，則穿新行頭，《日記》所謂“衣服極鮮明”，即是。
皮黃戲之進入清宮，自是在光緒朝，但應是前期而並非像翁氏所說的後期。上節談連本大戲時曾提到《普天同樂》，一名《普天樂》，寫的是包公故事，係據《三俠五義》小說改編，就是一部皮黃戲。此劇即京劇舞台盛演的連台本戲（一至八本）《鍘判官》，道光四年（1824）《慶升平班戲目》著錄，清宮升平署據外班腳本重編，於光緒九年（1883）和十年（1884）演畢全部十四本。關於“民間優伶應差”事，詳下。“石頭”，即陳得林（德霖），《清升平署存檔事例漫抄》引《光緒十六年恩賞日記檔》，是年五月二十五日交進民籍教習中有“小旦陳得林年二十九歲”。“莊兒”，餘玉琴，他是光緒十七年（1891）六月“挑進”的。
另一段見於光緒二十一年乙未（1895）六月二十六日《日記》，也是在“萬壽節”看戲（辰正入座，酉初二刻散）後記下的：
本朝不設教坊雜伎，其領於內務府者曰升平署，皆中人也。乾隆時所製法曲，詞臣等撰進，如張得天等曾秉筆焉。嘉慶時有蘇揚人投身入內者，往往得厚賞。至道光時一概屏絕，升平署遂封禁矣。鹹豐季年，中官習戲者頗多，亦嚐傳民間戲班在內供應。同治時稍稍開禁，至光緒十七八年而大盛。閭巷歌謳，村社諧笑，亦編入曲，而各戲班排日承應，其教曲者支月糧，賞頂戴，戶部有籍可稽者數十人。其始廷臣聽戲無外班，近年則專用外班，內官所演不過數出典重吉祥舊花樣而已。即如此二日（按，指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一四喜，一同春，皆外班也。識此以見風氣推移之速。
此段側重談清宮演戲變化的過程，與上段都是看戲有感而發，可以互補。大概光緒十七八年和二十一年（1895）清宮演戲的兩次巨變，給翁氏帶來極大震動，其心情可說無奈之極而複歸平淡。
翁氏所論清宮演戲體製變化的幾個要點是有錯誤的。清初沿明製曾設教坊司，由各省樂戶挑選女樂入京。順治八年（1651）停止女樂，改用太監，至十八年（1661）成為定製。引文中“中人、中官、內官”都指太監。清宮皇家戲班名稱前後期是不同的，前期的稱“南府”，道光七年（1827），將“民籍學生”（民間伶工）盡數撤出，全用太監當差，改南府為升平署，這是後期的統稱。“蘇揚人投身入內者，往往得厚賞”，其事應提早到康熙、乾隆南巡時期，著名代表人物前者如陳明智，後者如金德輝。道光以後的清宮演戲活動情況，翁氏有了一些發言權，因為有的是他親身經曆體驗的。不過他對道光帝旻寧的印象主要得自傳聞，在翁氏的意念中，宮廷演戲一事，道光帝是一個可效法的榜樣，而慈禧太後則背道而馳，破壞了這個榜樣。其實，升平署正是由道光親自整頓新置的，封禁的是整頓後的“南府”，他還開創了“朔望承應”，使得宮內演戲又多了一種方式，他本人的戲癮也是很大的，隻是演員都用太監，廢除了外邊伶工入內的規製罷了。前文說過，首次大規模開禁“挑進”外邊學生（民間伶工）是在鹹豐十年（1860），而不是“同治時”。同治初“永遠裁革”外邊學生，至光緒九年（1883）間再次開禁又“挑得民籍教習、場麵人等”入內，以後逐年不斷，越演越烈，翁氏根據自己的體驗，覺得光緒十七八年是個高潮，傳外邊戲班入內演唱也起自鹹豐十年（1860），故後來慈禧傳外班“排日承應”並非是她的首創，而屬舊例的延伸。我們現在能查得光緒年間最早傳外班的資料，是在光緒十九年（1893）七月初一日。所謂“閭巷歌謳，村社諧笑”，姑舉光緒五年（1879）七月初一日漱芳齋看戲一例，《清代起居注冊》上載：“是日奉母後皇太後、聖母皇太後幸漱芳齋看戲，侍午膳。”查《清升平署存檔事例漫抄》恰好有此日漱芳齋承應戲目：
《探塔獉獉》、《冥勘獉獉》、《十字坡》、《遊園驚夢獉獉獉獉》、《神州會獉獉獉》、《吵子》、《秧歌》、《草地獉獉》、《賣藝獉獉》、《鬥柳翠》、《太平鑼鼓》、《十不閑》、《跑旱船》、《獅子》、《五虎棍》、《陳公記獉獉獉》、《破洪州獉獉獉》。
以上打點的都是傳統的昆亂劇目，由升平署專職太監演出，其餘除《十字坡》外，都係民間曲藝雜耍，則由“本家”（升平署而外由宮中太監另成一班，可說是兩宮皇太後自娛的家班）演出。兩位年輕的寡婦太後看《遊園驚夢》有點不可思議，戲曲無忌諱，深宮亦然，或者不必大驚小怪吧；東太後更喜歡那些輕快熱鬧的小玩意兒。這點恐怕是宮中觀眾的共同口味。道光四年（1824）、八年（1828）皇後生日承應壽戲末出都是《探親相罵》，真正是“閭巷歌謳，村社諧笑”，可見這是有老傳統的，何必獨責慈禧？
這段引文中也有兩點是比較新鮮的。其一，說那些入宮當差的外籍教習“支月糧，賞頂戴，戶部有籍可稽者數十人”，檢檔案材料，“支月糧”習見，如民籍教習昆旦喬蕙蘭“每月食銀二兩，白米十口。公黃製錢一串”。“賞頂戴”傳聞多有，記錄則未見，翁氏曾任戶部尚書，所說自最可靠。其二，“廷臣聽戲無外班”，這是說，原本“萬壽節”演戲並無外班（指整個班子，不是一二人）節目，至光緒後期始有，廷臣當然也得觀賞了。翁氏《日記》中提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六月二十五、二十六兩日“伺候”的外班，一天是四喜班，一天是同春班，演戲場所或在頤年殿。可補有關檔案的缺失。
光緒二十四年（1896）戊戌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奉“朱諭”，“著即開缺回籍”，這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被革了職，同時也割斷了他與皇家演戲活動的聯係，可說“鈞天之夢”已醒，但與戲曲所結之緣不絕如縷，並未了斷。行期定於五月十三日，初七日已有人來送行，《日記》上說：“檢上房書畫……端午橋（方）贈行，以士禮居所藏元人詞曲兩種、古佛造像二尊為贈，收其詞曲，佛璧還。”這兩種“元人詞曲”均非尋常之物，一種為《原本王狀元荊釵記》，另一種為清初陸貽典抄本《元刊琵琶記》，都是黃丕烈舊藏，現兩種均已收入《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檢初集本《荊釵記》有翁氏是年五月十日的題跋：“……此書板《元刊琵琶記》為午橋觀察端方所貽。觀察為桂蓮舫侍郎之猶子，收金石最富，旗中雅人也。”
按，端方（1861—1911）字午橋，號陶齋，滿洲正白旗人。著名金石收藏家，時任張家口關稅監督。可以想象當時端方雙手奉上這兩部古本戲曲，雖然默無一言，意思卻是清楚的：“老前輩一生行事，忠孝節義四字齊全，無愧無悔，可以行矣！”翁同龢滿腹詩書，竟然搜索不出一個合適的句子形容思緒萬千的心情，想不到這兩部世俗的曲本倒是再也妥帖不過地表白了自己一生的心跡。他心潮澎湃，極其感動，爽快地收下了兩部曲本。他居然對戲曲未能忘情，四年以後，又一次觀看了《荊釵記》（有題跋為證），給他悵觸之深恐怕積三十年清宮看戲的印象也是不能比擬的。
（原載《中華戲曲》第三十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4年，第53—7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