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待皇太後五十大慶的排場花費，翁同龢在《日記》中的記述非常冷靜，非常客觀，好像每天在為慈禧太後算賬，因此頗多“微辭”。但一旦自身落入這個特殊的娛樂氛圍中，他的親身感受就充滿著矛盾、痛苦和快慰，厭煩和榮幸搞得他再也客觀不起來了。以下且談談翁氏在宮中的聽戲細節。
據翁氏的親身體驗，聽戲之所以頤和園的頤樂殿（有德和園戲台）最為“閎敞”，壽寧宮閱是樓（內有著名的暢音閣三層戲台）、西苑頤年殿次之，而西苑的純一齋則顯“逼仄”。近臣聽戲處都設在看戲樓的東西兩廊，各有五至十間不等。被賞聽戲的王公大臣皆由慈禧派定，每次不過數十人，屆時傳聽戲單通知，分間入座，有固定的位置。一般來說，第一間為親王中的當權派，第二間為近支王公，第三間為軍機大臣，第四間為各部尚書，第五間為上書房和南書房行走。二十年中翁氏聽戲的座位一直往前挪，至光緒九年（1883）載湉生日演戲，翁氏聽戲之所已至第三間，他曾說：“辰初一刻入座，在東邊門第三間，二十年來由第五間至此，鈞天之夢長矣。”（是年六月二十五日記）西苑（南海）之純一齋戲台四麵環水，滿植蓮花，翁氏所記最為詳盡，可補常見材料之不足。光緒十六年（1890）載湉“萬壽節”時當盛夏：
六月廿五日……是日起三日賜聽戲於西苑之純一齋。齋在豐澤園之西，有門曰“靜穀”，曆三層殿座始至水座也。兩廊十一間，以七間為王大臣等座，列氈墊兩層，每間約六七人，餘在第五間也，較寧壽宮為逼仄（按，正因逼仄，每間隻能容六七人，故供王大臣聽戲之所多至七間），且係地座，無高凳，終日盤膝，不能去帽，每入座必一叩首，禮節亦繁矣。辰正入座，先在戲台下立候已久，甫入即出脫褂。巳初早飯，午初果席，未正二刻晚飯，極豐腆精美，聞皆係慈聖（指慈禧太後）指麾，蓋從來未有也。飯所在靜穀門外，臨河支帳子，列坐凡十餘桌，甚敞，微嫌熱耳。自辰正至申正一刻，凡三十三刻。歸後乏極。……
二十六日……至豐澤園西，列坐水次，荷花送香，極清適。
巳初一刻入座，仍三次退食帳下，熱甚，就樹蔭稍爽，二次未嚐食也。申正三刻退，凡廿九刻。歸乏極。……
二十七日……辰正入座，三次退食。加戲一出，申正一刻散，凡卅三刻五分。退後列坐林次，翛然神仙中人；入則終日盤膝，不脫帽，僅揮扇而已。極乏極乏。
大概聽戲三天，每天從上午七八點鍾入座，下午三四點鍾散戲，實足八小時，除了早、午、晚三次用飯，可以退出小休納涼，其他時間一概席地盤膝而坐，還不許脫帽，隻能揮扇驅暑。我曾看到過一幀舊照片，清代貴族人家，回廊水座看戲，確是席地盤膝而坐，一頭僅有主客二人，麵前稍列酒菜，一頭鋪上紅氍毹，演的是《琴挑》，借水上共鳴作用擴音，這種休閑式聽戲，自然是一種享受。
翁同龢參加慈禧太後“萬壽節”賞戲天數最多的一次，是光緒十八年（1892）十月初九日至十五日，共七天。他最後總結說：“七日無風，精力亦尚支持，惟諸事皆不能辦耳。”也很有特點：
（1）聽戲處改地座為“西邊列條凳兩行，諸臣雜坐，不甚按次序”，因此“危坐終日，腰膂不支”。
（2）初十日兼賞燈，《日記》說：“戌初二刻戲畢……又傳賞燈，燈在儀鸞殿，太後寢宮也。出豐澤園後門，循河沿而西，入旁一門，曲折達於廷，廷廣數畝，萬燈照耀，中設電球，前列燈坊，先看福祿壽閣，維以龍燈，四刻畢。”
（3）每日兩次賜克什（商鴻逵等編著《清史滿語辭典》：“克什，恩幸，造化。”此處明顯指點心，凡糕餅、精果、水餃、餛飩皆是），即在座次排三桌，立而飲食。十四日賜克什，近支王公掙攫取，有至傾跌者。
（4）最值得一記者，每天散戲後賜坐“火輪車”回家。最近電視節目曾討論慈禧太後坐的火車是以什麼起動的，翁氏《日記》明確告訴我們：“以人推挽出福華門。”翁氏說這種火車“凡三乘，褥黃色者不敢坐”，他乘坐的“皆藍色”。
近臣入宮聽戲，叫作“賞戲”，禮節頗繁。以上引述我把禮節部分都省略了，為的要舉一個較典型之例集中顯示禮節之繁重。
光緒十六年（1890）七月初一日、初二日，賞戲兩天，辰正至申正一刻退，共三十二刻（約八小時），這次入座聽戲的大臣有所擴大，“六部、理藩院、侍郎皆與”。聽戲之間安排三次退食。翁氏詳記一整套的禮節：
入站齋，跪，三叩首，坐；即起，出脫褂（脫去補褂），仍入，一叩，坐。一時許傳退，吃飯（第一次退食）。三刻複入站齋，跪，三叩首，起立，然後一叩坐。午、未間傳吃果子，二刻（第二次退食）。複入，三叩如前。果子一叩，奶茶一叩，皆就坐行禮。一時許傳吃晚飯（三刻，第三次退食）。複入三叩首如前。退時（散戲時）卻未叩首，徑起立而去。凡出入皆挨次，三叩者謝賜食，一叩者謝坐也。若起便〔如廁〕旋入時，亦必一叩。……
時間如此之長，禮節如此之繁瑣，能不“乏極”！所以被賜聽戲要有很好的體能去對付。但是，王公大臣被賜聽戲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一拿到“聽戲單”，一吃到“豐腆精美”的飯食，隻有感恩圖報的份兒，理應叩頭不已，什麼痛苦疲乏都忘了精光。“光榮”戰勝一切，不以為苦，反以為榮，久之，銳氣盡去，於是成了奴才。即如翁同龢也不例外（翁氏對叩頭的禮節向極重視，光緒十七年［1891］元旦，他曾統計“是日起跪凡五十四叩頭”）。
三
清宮“萬壽節”的演戲活動，比較地說是開放式的，允許部分大臣入座聽戲；除此之外，“月令承應”和“朔望承應”則是封閉式的。這裏隻談“朔望承應”。
每月初一日、十五日的所謂“朔望承應”，是清宮後期演戲活動的一種經常方式，至關重要。由於此乃全屬帝後皇室人員以及近支王公的娛樂活動，即使像翁同龢這樣的重臣也無緣得見。因此，在翁氏《日記》中，僅偶爾出現此類記載，如“照例排當”（光緒五年八月朔）、“照常入，巳初二刻傳撤書房，是日有戲也”（光緒十八年十二月朔）、“照常入，辰正二（刻）傳撤書房，今日有戲也”（同上十二月十五日）等每逢朔望，皇帝要侍奉皇太後看戲，書房放假，可見“朔望承應”的重要性。
“朔望承應”始自道光二年（1822），是年十月二十七日《恩賞日記檔》載：“敬事房傳旨：嗣後初一日、十五日俱承應戲。”如朔望適逢“破日”不吉，另行改期舉行，道光七年（1827）初南府為升平署，是年二月十五日為升平署第一次承應戲，因十五日是“破日”，請示皇帝（“萬歲爺賞個吉祥日期”），改在十九日舉行。（見是年《恩賞旨意承應檔》）至光緒以後著為定例，日益形成典禮。舉一個明顯的例子，光緒二十一年（1895）七月二十三日慈禧太後“駐蹕”頤和園樂壽堂，八月初三日、十六日《起居注冊》都有“上詣漱芳齋看戲，進晚膳”的記載，初三日、十六日都屬於“朔望承應”（因故改日），可見即使太後不在，皇帝仍要在朔望日看戲，不可廢棄，豈非視之為典禮是什麼？
有計劃地定期演出體製龐大的連台本戲，是清宮演戲的一大特色。連本大戲創製於康熙末（如《勸善金科》），至乾隆期間達於高潮。探其初意，似在於愉悅年老的皇太後，使在《九九大慶》、《月令承應》之類枯燥板滯的吉祥戲之外，增添有故事性、連貫性、熱鬧曲折、通俗好看的戲曲，以資活躍宮內文化生活。由於嘉慶以前的南府檔案散失，故早期的演出情況，難以詳知。據僅存的《嘉慶二十四年恩賞檔》，此類連本大戲的演出並無固定日期，一旦日期擇定，那就排日演出，如嘉慶二十四年（1819），先後曾三次安排連本大戲的演出，一次正月初九日至二十二日在圓明園內同樂園的清音閣大戲台開演頭本至十本《鼎峙春秋》；另一次是九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同樂園開演《升平寶筏》，演完九本（全劇為二十本，未及半數），每日一本；最後一次是十二月十一至二十日在重華宮漱芳齋開演《勸善金科》，演完十本，每日一本。這幾次都專為演出連本大戲而設，沒有別的節目，以娛樂為目的，不作掩飾或借口。
“朔望承應”創自道光帝旻寧，也給清宮的連本大戲帶來了新的演出方式，從道光後期起連本大戲被排入“朔望承應”。這種新的方式，一頭一尾都用吉祥戲，稱開場、團場，中間軸子空間很大，可隨意“插當”，連本大戲即被安排在中軸子演出，例如道光十九年（1893）正月十五日由圓明園恒春堂承應劇目：（開場）《懸燈彩慶》、頭段（本）《升平寶筏》、（團場）《紫姑占福》。此次演出《升平寶筏》大戲，僅於五月初五日演至四段而止，事實上可能不是這樣，惜存檔無考，粗看時間上並無規律，大致為了朔望承應與節令承應結合起來的緣故。嗣後二十年（1840）六月十五日圓明園同樂園接演第十段，直至十一月十五日演完第十八段止，基本上按每月的朔望進行。二十一年（1841）正月十六日接演第十九段，至三月初一日演畢末段打住。第二次自二十六年（1846）二月十五日演頭段起至十一月初一日演畢第十三段打住，翌年正月十五日起接演第十四段至六月初一日演畢末段打住。此外所演連本大戲還有《鼎峙春秋》（共計兩次，第一次二十一年（1841）閏三月初一起至十一月十五日演畢第十六段打住；二十二年（1842）二月十五日接演第十七段至五月十五日演畢第二十二段暫輟，九月初一日接演第二十三段至十一月初一日演畢第二十六段打住，二十三年（1843）三月初一日接演二十七段至十五日演畢末段；第二次自二十七年（1847）九月初二日起至二十九年四月初八日止，曆時三年）、《征西異傳》（道光四年［1824］二月初六日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演畢十六段，先在同樂園，後在重華宮，此時尚未形成“朔望承應”設想，一月二次雛形粗具）、《鐵旗陣》（共演二次，第一次自道光十五年［1835］七月初七日起演頭段，也與節令承應結合，故團場為《銀河鵲渡》，至九月十五日演畢第四段打住，十六年［1836］二月十五日接演第五段，是日為花朝，故團場為《萬花獻瑞》，至九月十四日演畢末段；第二次自二十三年［1843］四月初八日起至十月十五日演畢末段）、《昭代簫韶》（共演兩次，都在同樂園，第一次自十七年［1837］正月十五日起演頭段至十一月初一日演畢十五段中止，十八年［1838］二月十五日起接演十六段至九月初一日演畢末段；第二次自二十四年［1844］正月十五日起演頭段至十一月初一日演畢十三段中止，二十五年［1845］接演十四段至九月初一日演畢末段）、《下河東》（道光四年［1824］十二月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九日漱芳齋承應除開、團場外，由內學太監演唱頭段至三段）。此外還有一部連本大戲《闡道除邪》，隻在端午節令演出。按，《闡道除邪》係據明末傳奇《混元盒》改編。《混元盒》黃文暘《曲海總目提要》著錄，足見是一個清初以來盛行於民間的劇目。傅惜華藏有一部康雍間梨園抄本，共六十八出，改成《闡道除邪》後，存三十二出，早期大概分作四本演出，道光三年（1823）端午節，演應節戲三天，初一、初二，各演十六出稱頭二本，這個模式至翌年猶然。其間道光七年（1827）、八年（1828）的端午節，曾將《闡道除邪》選擇十出，改用原名《混元盒》，但這與“朔望承應”沒有關聯了。由此可知“朔望承應”的設置，其本願為了便於演出連本大戲，故終道光朝所演大戲之多，恐怕隻有慈禧太後掌握下的光緒朝可與媲美，而且力求演全，如《昭代簫韶》、《鼎峙春秋》等還演了兩次，這也是空前絕後的。我之所以不避絮叨，開列細賬，並不是僅僅為了強調“朔望承應”在構成清宮頻繁演戲活動中的重要性，也不是僅僅為了敘述連本大戲的演出史，而主要是為了通過慶壽戲的“麵子”，進入到“朔望承應”的“裏子”，可以並不困難地斷言道光帝也是一位戲迷。後來的慈禧太後喜歡用“典禮”來掩蓋瘋狂的娛樂，而道光更習慣以“恭儉孝仁”的標榜裝點自己，當然，他同樣是把“朔望承應”當作典禮的。
而這一點翁同龢是不了解的，他對道光朝宮闈舊事的了解多半得之於醇親王弈（道光帝第七子，光緒帝之父）。翁氏在《日記》裏總是稱頌道光帝的“恭儉孝仁”，同治七年（1868）三月二十二日《日記》有雲：
恭思宣廟（道光帝廟號宣宗）儉德，罷升平署不用，三十年中凡遇筵宴，觀劇一二出即止，伶人衣服破如蚨蝶。嗚呼，可以法矣。
真是好得可以效法嗎？或許翁氏是有感而發，也未可知。不過關於道光帝“儉德”的傳聞，影響深遠，其實是不可靠的。要說他是一位充滿世俗趣味、留戀於熱鬧連環故事的老戲迷，倒還可信——這樣的形象，我總是揮之不去。
清宮後期的演戲活動，如果看成是慈禧太後看戲生活的曆史，我想並不是誇張之言。鹹豐、同治兩朝明顯帶有過渡性，自光緒七年（1881）“東佛爺”慈安太後死後，“西佛爺”慈禧太後成了獨一無二的“老佛爺”，宮內演戲之事完全由她說了算。早在兩宮垂簾時代，她嚴格維護“朔望承應”的典禮地位，毫不含糊，每逢朔望，皇帝必須親自奉侍兩宮太後至規定場所看戲。試看同治十二年（1873），皇帝載淳已經親政，是年九月初一日《清代起居注冊》書寫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