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對商業世界和金融世界的真實發展有切身了解，要遠強過任何抽象的理論形成過程。拿1866年的危機來說就更是如此。當歐沃倫–格尼公司倒閉時，白芝浩已經經曆了三次金融危機以及伴隨這些危機出現的經濟滑坡。他開始意識到，這些危機反映了現代貨幣社會在過去一個世紀中進化出來的本質特征。然而，就如何管理和避免這些特征的標準經濟智慧來說——也就是亞當·斯密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智慧——它們無可救藥地脫離了現實。白芝浩認為，這種錯配的潛在後果是災難性的——而且他在之前的10年中寫了很多篇新聞報道，嚐試更正這一點。在歐沃倫危機後，白芝浩想要就他的例子做一篇簡單的陳述——可以被需要了解改良的政治家理解。1867年，他那本傑作出版了——即《朗伯德街，或貨幣市場介紹》（Lombard Street, or, a Description of the Money Market）。
《朗伯德街》本意是想成為一篇簡短的、能引發討論的、生動的作品——用凱恩斯的評價來說，“一部時事評論性的作品，瞄準倫敦市的巨富，想要擊中這些人的要害，從而為以後的政策提供指引，講出兩或三條基本事實。”39同時，它還出色地對經濟進行了講解。兩個特點，讓這本書與穆勒和古典學派的作品形成了很大區別。第一，白芝浩的經濟學直接從貨幣、銀行業以及金融業著手——這些在白芝浩看來是現代經濟體係的治理技術。第二，白芝浩堅持認為，這套理論的建立應當符合貨幣經濟的現實，而不是正好相反。《朗伯德街》的標題和開篇就驕傲地指出，本書與那些古典理論前輩的抽象經濟學不同。白芝浩寫道：“我冒昧地給這篇論文起名為‘朗伯德街’，而不是‘貨幣市場’或其他類似的東西。這是因為我打算解決的是具體現實問題。”40
被白芝浩視作現代貨幣經濟應該重視的最基本現實是，把貨幣看成是黃金與白銀這種傳統的認識是混亂的——金融街上的人物會習慣性地接受這種認識，而那個時代的學術經濟學家也會推廣這種認識。隻要稍稍熟悉朗伯德街，就會發現，被商人們大量使用的貨幣總的來說是私營的、可轉移的信用：首當其衝的就是銀行的存款與紙幣。他解釋道：“英格蘭的貿易很大程度上是靠借來的錢進行的。”41白芝浩認為，這個簡單直白的事實對理解現代經濟漲落的周期有巨大意義。如果貨幣本質上是可轉移的信用——而不是像學院派經濟學家堅持認為的那樣，是一種充當交易媒介的商品——那麼這種本質上的區別就可以解釋經濟對貨幣的需求。對商品來說，滿足需求很簡單，就是確保市場上有充足的供應。但如果是可轉移的信用，單單從量上考慮是不夠的：發行者的信譽度以及負債的流動性都要考慮進來。而且這兩個因素都不是能靠技術或實體來決定的，而是要靠大眾層麵的信任和信心。白芝浩寫道：“我們銀行業體係的特殊本質就是，史上從未有過的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當這種信任被隱藏的因素弱化太多的時候，一件小事就可能嚴重地傷及體係，一件大事就可能在頃刻間將其瓦解。”42
白芝浩認為，單單從這一點出發，就可以建立起對現代經濟的正確理解。重視信任與信心這種社會的本質屬性，需要人們在進行經濟分析時關注不同的東西，而不是和穆勒以及古典學派關心的東西一樣。白芝浩寫道：“信用體係與其他體係最大的不同點就是‘可靠’，信用意味著這裏麵有一定的信心，寄托了一定的信任。這種信任是否公正？這種信心是否明智？這才是主要的問題。”43而他就此給出的答案並不符合機械的理論化過程，這讓學術上的前輩感到失望。“信用是環境造就的選擇，因環境不同而千差萬別”，這樣一來，真正理解經濟運行就需要非常熟悉相關的曆史、政治以及心理學——“抽象的論點，以及機械的演算都無法教會我們理解經濟運行。”44
白芝浩主張，改變角度認識貨幣的本質，不隻意味著對經濟如何運作有著不同的理解，而且為避免危機和衰退提供了其他的政策選擇。第一步是要意識到，雖然所有的貨幣都是可轉移的信用，但在正常環境下，有一個發行者的義務要比其他人更具信譽度，流動性也更好：那就是主權國家。在現代金融體係中，主權國家的貨幣權威是由英格蘭銀行代表的。白芝浩警告道，在貨幣體係中，主權權威能占據主導地位並不是憑借僥幸。在一段知名的比喻中，白芝浩寫道，貨幣依賴於社會信任，而且“商業中的信用就像政壇中的忠誠。這是一種可以自行強化，但不能被人為構建的力量。”45
在正常的環境中，主權貨幣與私營貨幣有著質的區別。這種清晰的觀點讓白芝浩可以解釋貨幣大和解經久不衰的重要性，解釋貨幣大和解對現代經濟的實際意義。他解釋道，雖然較英格蘭銀行建立之時，現代貨幣體係如今已經擴展到了相當大的範圍，但它依然在遵照同樣的原理運作。英格蘭銀行已經把私營銀行家特有的商業頭腦和統治者的公眾權威結合了起來，讓這家央行的貨幣既有信譽度，又被普遍接受。而且在之後的一個半世紀裏，央行自己一次又一次與其他私營銀行家聯姻，可謂妻妾成群。正如統治者將自己獨有的權威出借給央行一樣，隨著時間流逝，央行也同樣在把自己的權威出借給其他眾多的銀行；而且在1858年出現最終導致歐沃倫公司終結的政策逆轉之前，央行還把自己的權威出借給了票據經紀商。這樣做的結果就是，一種現代的貨幣經濟出現了。“借助一家股份公司董事的智慧，這種經濟不在乎英格蘭這個國家是否具有主權……所有的銀行都依靠英格蘭銀行，所有的商人都依靠一些銀行家。”46
白芝浩解釋稱，這就是朗伯德街成為全球經濟貨幣市場的原因。和曆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相比，這個地方銀行的數量都更多，發行的貨幣量也更多。英格蘭銀行的貨幣最初能獲得流通，是因為它與統治者達成了和解。與此類似，現在朗伯德街上諸多銀行與票據經紀發行的貨幣也從英格蘭銀行那裏獲得了流通的權力，鄉下銀行的貨幣則從朗伯德街的銀行和票據經紀那裏獲得了流通的權力。鄉下的銀行與倫敦的銀行都從企業家和收租者那裏吸儲；商人銀行和票據經紀從公司推廣者那裏尋覓投資機會，並以這種方式取代後者。調節並以此在存款者與企業家間建立不間斷支付流的，是金字塔頂端的大票據經紀商——英格蘭銀行，首個現代央行。在危機中，所有人都看到了它起到的關鍵作用。英格蘭銀行突然成為了票據經濟人與銀行家最後的求助方，因為隻有它能在別人都不能提供票據貼現業務時繼續這樣做。
白芝浩解釋道，這種不尋常的貨幣結構是工業革命的運行機製，也正是這一點把英國和世界上其他國家區分開來。這是件好事。但同樣，如果發生故障，產生的影響也會是災難性的。而且對人們來說，做這些事最大的誘惑——古典學派的抽象經濟學理論是無力解決這種誘惑的——就是忘記了隻有央行這個統治者的代理人，才能支撐起這套貨幣體係所依賴的信任與信心；而且忘記了無論是在正常時期還是在危機時期，央行不僅僅肩負著倫敦金融圈子的健康，而且也負責著整個經濟的健康。白芝浩寫道：“我們絕不能以為，我們能舉重若輕，或是把人造的生活環境當作是自然的生活環境。貨幣自己不能管理自己，而朗伯德街有相當多的貨幣需要管理。”471866年的危機已經無情地揭露出，在英格蘭銀行已然成為全球最大金融中心的時候，它的治理與政策卻是抱殘守缺式的，改革勢在必行。
白芝浩給出了兩套建議——時至今日，他的建議還是現代央行的各種措施的主要理論依據。第一套建議涉及到銀行自身狀況與治理的改革。英格蘭銀行還是一家私營公司。人們默認它處在貨幣金字塔的頂端，這種意見時有時無，完全由該公司自己任命的管理層決定。雖然“英格蘭銀行的董事……如果不是名義上的，從實際情況來說，也是公眾的受托人”，但是“他們完全沒有（主動）明確……履行這一職責，他們中的許多人根本不承認這種責任，有些則是徹底地否認這一點。”48而就更高一層的政治監管來說，“如果英格蘭的政治家被要求管理英格蘭銀行，十分之九都會說這根本不是他們或議會該負責的事情。”49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央行是現代貨幣體係中至關重要的一個要素——或者說唯一的要素。這一事實應該在平時就承認，而不是在風險發生時才承認。
在討論過了央行的機製之後，更重要的是它的政策。在1847年、1857年以及歐沃倫公司之後的危機中，央行最終使用了它那獨一無二的權力，避免金融體係陷入災難。但每當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英格蘭銀行隻會在災難不可避免之時才出手。正如溫斯頓·丘吉爾談論美國時曾說到的那樣：人們總是期望這個國家能做正確的事情——而之前它浪費了所有其他的機會。在歐沃倫危機後，英格蘭銀行的董事們發表了證詞。白芝浩從這些證詞出發，表示問題的很大一部分在於這些人沒有正確地表述貨幣政策的原則。所以白芝浩給他們提供了範本——而且讓這些內容簡潔明了，好讓政策製定者領會。
他的首個、也是最基本的一個處方是，央行作為最後救助手段的貸款人或經紀商角色，應當被製訂成法律責任，而不是留給董事們自由裁量。當人們對私營貨幣安全或流動性的信心減弱時，英格蘭銀行應當準備好在沒有任何特定限製的前提下，貸出主權貨幣。把自己的義務與現在喪失了信譽的銀行與商人的義務做交換，通過這種方式，英格蘭銀行可以而且也應該在恐慌到來前將它抑製住。這樣一來，白芝浩就為一種前瞻性的貨幣政策樹立了合理性，而且他的第一個規則解釋了這種政策的關鍵在於何處：“在危機之時，（英格蘭銀行）必須向公眾大量投放自己的儲備金。”50
至於這樣一種政策該如何運用，白芝浩的第二與第三條規則跟著列出了兩點重要內容。第二條規則是說，身為最後求助手段的貸款人，在危機最嚴重的時候，銀行不該試圖去清楚地區分誰無力償還，誰隻是流動性出了問題。“所有優質的銀行業證券都可以獲得貸款，而且貸款要盡量滿足公眾需要”；因為優質的銀行業證券“在尋常的日子裏也被視作是優質的債券”51這種操作的意義是“保持警惕，而不去做引發警覺的事情。而引發警覺的方式就是拒絕讓人提供優質的債券。”52事情總有風險，如果作為最後求助手段的貸款人等著恐慌平息，那麼私營銀行和商人就會瞎想——這樣就會引發被保險公司和經濟學家稱之為“道德危機”的問題。因此，白芝浩提出了他的第三項原則：去規避這種風險。緊急貸款“必須得有非常高的利息……作為對無理恐懼的重罰，而且……要防止不需要的人濫用這些貸款。”53
白芝浩的理念究竟為什麼會引發頗多爭議呢？究竟為什麼白芝浩認為自己有必要熱心地撰寫這樣一本引發爭論的小冊子呢？如果說實踐者對所有這一切都了如指掌，那為什麼還要小題大做？原因在於，在對與貨幣的本質以及經濟如何運行的本質的理解中，有一種截然相反的觀點在廣泛傳播。那就是占據主流的古典經濟學派的觀點——這個學派是由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創的，得到了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以及讓–巴蒂斯特·薩伊（Jean-Baptiste Say）這樣的人的改進，並被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在他1848年的教科書《政治經濟學原理》中進行了係統化。白芝浩是給貨幣市場的民間智慧以及央行的經驗法則加上了嚴密的邏輯。在貨幣與經濟問題上，它有著明確的教義與準確的要理，然而背景依然是古典經濟學的正統教派。而且，古典經濟學派和白芝浩兩方學說間的不一致再明顯不過了，無論是從他們對經濟的理解上說，還是從各自理論給政策帶來的啟示來說，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