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認為，經紀人代表客戶進行買賣，扮演中介的角色，一般隻收取傭金。而交易員則以自己的名義開展交易，賺取差價，不代表任何客戶。——譯者注的直接繼承者，但票據經紀現在掌管的這個產業，涉及的國際範圍更廣、更複雜，而且他們本身也更富有。當英格蘭議會在1857年成立委員會對倫敦資本市場進行調查的時候，委員們對一段描述票據經紀這個角色的記錄可以說是非常驚訝。他們問道，難道英格蘭銀行行長真的要說，“沒有怡和洋行和霸菱銀行的授信，就不能在廣東……買茶葉了麼”？事實上，“的確如此”就是對這個問題的回複。即便是在6 000英裏遠的地方，想要讓一個商人賣掉自己的商品，就得提朗伯德街上票據經紀的名字。正是有了這些票據經紀人，“英格蘭的信貸為幾乎整個世界提供了資本。”16
19世紀30年代，歐沃倫–格尼公司已經成為了整個歐洲最大的票據經紀商。到了19世紀40年代，該公司成為了全球最大的票據經紀商，一年的營業收入就有1.7億英鎊，接受倫敦所有銀行的存款。從英格蘭的蘭開夏郡（Lancashire）一直到現在巴基斯坦的拉合爾市（Lahore），各地的工業家與商人都是該公司票據折現業務的客戶。這家公司每年向合夥人返還超過20萬英鎊的利潤，資產是英國兩家最大的銀行資產之和的10倍多。17曆史上從來沒有一家銀行如此重要，也沒有一家銀行的名字和信用與這個國家經濟的信用——甚至是整個世界經濟的信用關係如此緊密。正如白芝浩證明的那樣，倫敦最大票據經紀的信用覆蓋地範圍如此之廣，以至於“（從我的經驗來看）農村裏沒人相信他們有一點不好，沒人會對他們品頭論足”。18它是“英格蘭最受信賴的私營公司”：公眾對該公司審核借款人的能力非常有信心，以至於“或許在1 000個持有歐沃倫–格尼公司擔保的債權人中，也沒有一個想過會用到這種擔保，或是真正對此在意過”。19這種對信用毫無疑問的相信，才是金融市場保證流動性的關鍵因素，正如英格蘭銀行行長意識到的那樣：“銀行業……對信用的依賴太大了，以至於最微小的懷疑也足以毀掉全年的收獲，的確如此。”20
在之前的半個世紀裏，人們一遍又一遍地接受這種教育，但是在新國度擴張過度的銀行催生了投機的泡沫。早在1825年，工業時代的首次金融危機就出現過了。泡沫破裂的時候，“在24小時之內就把國家打回到了以物易物的狀態”。21此後，危機便按照驚人的周期性爆發。1836年，鐵路債券泡沫破裂。10年後，又是一輪泡沫膨脹再度破裂；1857年，克裏米亞戰爭結束激起了一輪投資熱，而這輪熱潮再一次以恐慌收尾。在一個接一個的危機中，許多銀行被擊垮；不過歐沃倫–格尼公司幸存了下來，甚至發展壯大。但是，1857年的危機給“轉角銀行”帶來了兩大變數。
第一是監管的發展。1825年的危機之後，這家公司轉型為交易商，自行承擔風險。從那時起，在危機發生的時候，票據經紀商就已經可以使用英格蘭銀行的貸款。不過，以英格蘭銀行的觀點來看，1857年的危機已然凸顯了票據經紀商的輕率：英格蘭銀行的董事們注意到，該行緊急貸款中的最大一部分第一次被用在了股票經紀商身上，而不是銀行。22可以求助於應急措施，這種政策鼓勵了經紀商投資過度投機的票據，業界就此展開了多次討論。因此，在1858年3月，英格蘭銀行的董事們決定終止票據經紀商對這些貸款的使用。
就在業務環境發生此種變化的時候，歐沃倫–格尼公司又遭遇了第二項挑戰。起初的一批經理合夥人退休了，新一代開始掌權。事實很快證明，這幫人缺少他們傑出祖輩們擁有的那種獨特的貴格會品質。新一代決策時太過毛躁，對財富的渴望也太過強烈，還具有對銀行家來說最危險的一項弱點——輕信。如果說17世紀90年代是倫敦立項員輝煌的10年，那麼19世紀60年代，無所不在的就是公司的推廣人員了。前者出名是因為他有驚人的發明——有時可能是輕率的，後者則因為追逐如果不是明目張膽的詐騙，也根本算不上投資機會的業務而淪為笑柄。很快，歐沃倫–格尼公司的新經理合夥人就引來了具有這種特征的公司推廣人員；事實上，正像這些人自己的客戶指出的那樣，“這就是個路易十四的小朝廷”。23
英格蘭銀行撤銷票據經紀人使用最後求助手段的本意，是想遏製經紀人們風險較大的貼現業務。但在歐沃倫–格尼公司，效果恰恰相反。沒有浪費任何時間，新合夥人就把一連串投機的、長期的而且是高風險的投資，列到了公司的產品組合中。從一開始，他們那刻苦工作的貴格會美德就消失了，而且招募了一個名叫愛德華·沃特金·愛德華茲（Edward Watkin Edwards）的人，負責公司大部分投資決策。此人之前是一家知名會計公司的合夥人，還在破產法庭擔任過受托人，所以“在‘轉角銀行’被視為是傑出的數學家和金融領域的權威”。24此人的真實動機則較少被提及。他曾對一位盼望獲得貸款的人表示：“我的目標是成為一個非常富有的人。”25
所有這些變數加在一起就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在短短兩年的時間裏，歐沃倫公司年利潤20萬英鎊的業績就變成了50萬英鎊的虧損。新的經理人試圖通過風險更大的投資讓公司重新盈利。他們走出了一步險棋，開展了新興市場債券業務，為愛爾蘭一座港口的開發融資，並進行了許多其他長期性、投機性的投資。這些投資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和票據經紀的業務模式一樣，所有人都從商業銀行的儲蓄那裏獲得了資金，但是商業銀行可以在想撤資的時候撤資。如果市場出現恐慌，所有銀行都要求取回存款，毫無疑問這家公司將陷入破產的境地。現在隻能企盼上天不要讓這種事情發生了。
1865年4月，情況急轉直下，合夥人碰頭商議對策。很明顯，為了彌補虧損，為了給重建財富供給資金，公司需要新的資本。問題在於從哪兒可以找到資金。新合夥人可以入股；老合夥人可以增資；甚至與一家對手合並也被考慮過了。但到頭來，他們選擇了最老套的一種辦法：上市，將合夥人企業變成公眾公司，從而把問題轉移到總會出現的救星身上——公眾。26消息靈通的人對上市抱有懷疑。在誹謗法限製的範圍內，《經濟學人》盡了最大力量對此事進行了報道。該刊物對公開發行股票表態，稱很高興看到這會迫使歐沃倫公司“公布自己業務的真相。那就是這家公司多年來從事的是為公眾所不齒的事情……（一直以來）就和‘純潔而簡單’的票據經紀工作格格不入。”27不過，合夥人們已經預料到，對最熱切的投資者來說，這種微弱的警告無非是耳旁風罷了。一位知名的曆史學家經曆了這一切，寫道：“不用說，公眾根本不會去閱讀招股書。結果該股大紅大紫。”28
在新上市的頭幾個月裏，這家已經改名為歐沃倫–格尼有限責任公司（Overend, Gurney and Co. Ltd.）的交易商，其股價一路高歌。但在當年末，英格蘭銀行覺得有必要再對市場采取一次緊縮。央行基準利率升至8%，而在1866年1月初，在這個最不吉利的季度裏，災難的第一絲跡象出現了。一家中等品質的鐵路債券安排行違約，負債為150萬英鎊。就像冥冥之中注定一樣，這家毫無關係的公司名字叫沃森–歐沃倫公司（Watson, Overend and Co.）。結果無知的市場反倒讓歐沃倫公司倒了黴。人們猜測這兩家公司有聯係，而且銀行為了預防起見，開始撤出資金。當得知老合夥人正在出售資產的時候，撤資加速了。在兩個月的時間裏，250萬英鎊的存款流出了歐沃倫公司，與此同時貸款持續出現呆壞賬，恐慌不斷在公眾中蔓延。5月9日，管理層壓上了最後的賭注，不顧顏麵，慌忙向英格蘭銀行請求緊急援助。但一場大危機已成定局，單單拯救一家公司，隻會讓英格蘭銀行遭受慫恿道德危機發生這種無法回應的指責。因此，英格蘭銀行行長果斷地做出了回應：沒有救生筏。於是在1866年5月9日周四下午3點30分，歐沃倫–格尼有限責任公司宣告破產。
歐沃倫公司破產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銀行家雜誌》在報道中指出：“在那天剩餘的時間裏，以及第二天中，人們心中的恐懼與焦慮根本無從描述。沒人有安全感。所有銀行全都立刻發生了擠兌，這種量級的擠兌幾乎是不可想象的。”29第二天——也就是後來倫敦人嘴上常說的“黑色星期五”，後來許多個“黑色”日子的始祖——情況更糟。《泰晤士報》報道稱：“正午時分，騷亂變成了暴動。最受人尊敬的大銀行被圍了個水泄不通……朗伯德街上人頭攢動，這條窄小的街道根本無法過人。”30這是場經典的金融危機：“不久以前，人與人之間還可以互相信任；現在，沒人相信任何人。”31所有流動資金都枯竭了。經紀人做不了交易。隻有英格蘭銀行繼續以懲罰性的9%利率開展票據貼現業務。在之前的一周，央行的儲備金就已經減少了一半。現在，僅僅一天的時間，央行就出借了400萬英鎊。董事們驚呆了。行長後來說道：“即使是在事情發生的前一刻，我覺得也沒人想過墊資的數額會如此巨大。”32
到了周六，所有事情都陷入了混亂之中。上午，財政大臣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安撫下院說，雖然出現了“恐慌和焦慮……即便是倫敦市資格最老的企業家也沒有遇到過這種事”，但他“沒有一絲理由去支持”英格蘭銀行可能提出的、暫停對紙幣發行設置最高上限法令的要求。33在回到財政部後，他從央行行長那得知，英格蘭銀行的儲備金隻剩下300萬英鎊了，如果再來一次“黑色星期五”就撐不下去了。而且行長真的把上麵的要求提了出來。格萊斯頓讓步了，簽署了一份1847年以及1857年也曾用到的中止令，條件是央行利率要進一步提高到10%。和之前的危機一樣，“銀行的彈藥不再有限製”，僅僅是這句話就足以平息恐慌。危機開始走出最嚴重的階段，雖然在危機後的幾個月裏，對主權貨幣的需求依然高得非比尋常，但在後歐沃倫時代，公眾的焦點轉移到了清點損失上。損失是巨大的。三家英格蘭銀行與一家英印銀行被強製清盤——這是發生在尚無存款保險年代的事情。數十家票據交易商和金融公司破產。
但是，和以往一樣，真正受到這場危機影響的，是倫敦那個如同中世紀監獄一般的封閉圈子之外的人，而且這種影響在危機淡去之後持續了很長時間。在整個英國，由於信心受損導致的信貸緊縮嚴重地製約了商業的開展。在“黑色星期五”之後的3個月中，有180多家企業破產。34失業率從1866年的2.6%躥升至1867年的6.3%，在1868年再度升高之後才開始適當回落。對信貸依賴特別嚴重的行業，例如在倫敦東區碼頭進行的國際貨運行業，受到的影響尤其嚴重：為碼頭工人服務的慈善機構波普拉醫院（Poplar Hospital）在年度報告中指出，“無論是對公眾還是對私人來說，從沒有一年像今年這樣多災多難”。35總而言之，這是1825年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崩潰——實際上，要是考慮到倫敦比原來更加發達、國際影響力更大，這場危機應該算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崩潰。這也就難怪7年後一本雜誌在調查了事件的後遺症後寫道：歐沃倫–格尼公司崩潰引發的災難是“商業中一切惡的典範”。36
經濟學忘記了什麼
這本雜誌就是《經濟學人》，當時該刊物的主編正是白芝浩——在拉裏·薩默斯認為是寶貴的，但被忽視的、傳統的經濟思想家中排名首位。白芝浩在經濟學曆史上有獨一無二的地位。他生於1826年，因此沒有接受過正式的經濟學訓練：他曾將自己稱作是“前穆勒時期的最後一人”。這裏是指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著於1848年的《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該書是第一本真正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把這個學科組織了起來，這樣大學和學校才開始教授相關課程。37白芝浩之前就學到了這件工作需要的所有知識——首先作為一個銀行業者，在他叔叔控製的西英格蘭最大的銀行裏工作，後來又做了一名財經記者。在1860年成為《經濟學人》的主編之後，他的作品對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產生了史無前例的巨大影響。凱恩斯在1915年總結這個謎題時寫道：“在英格蘭經濟學家中，白芝浩的地位是獨一無二的。應當承認，從大體上看他為這個學科所做的一些貢獻是相當傑出的。然而就某些方麵來說，說他根本不是經濟學家也不過分。”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