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
歲月情懷
作者：許嘉
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中講述過三個畫馬的細密畫家的故事，一位說：當我畫一匹駿馬時，我就成了畫它的偉大的前輩繪畫大師。另一位說：當我畫一匹駿馬時，我就是我自己，僅此而已。第三位說：當我畫一匹駿馬時，我就成了那匹駿馬。這三個畫師，今天我們習慣用自然主義、風格主義和存在主義來為他們貼上標簽，代表著三種視覺創造的範式。其實在這三種方法之中，無論優劣，但最具肉身感受，以身體之的，無疑是第三種方式。我的父親，便是第三位畫師。
童年時一直以為父親是一位抽象畫家，畫的都是一些“垃圾”，什麼破皮鞋，象棋，翻模的手，都成為他畫麵的元素，但我全然不知他在畫什麼，想表達什麼。後來父親開始畫城市係列，我總算知道了繪畫的主題，但是在我眼裏，那些城市如此凝重與紛亂，有一種城市脈動要掙破畫框的感覺，有些壓得人喘不過氣來。2000年，父親突然開始畫葵，那時我並沒有意識到葵在父親心中的分量，誰知葵從此成為他唯一的主題，一直到今天，人們甚至一提起“許江”這個名字便想到了“葵”，作為畫家，這應該是一種幸福吧。
在我的記憶中，從來沒有看過父親作畫。小時候是沒有興趣去了解，長大了竟越來越好奇父親作畫的狀態。我曾經提過要去他畫室看他畫畫，滿以為他會喜出望外，誰知他非常委婉地用畫室“髒亂差”和作畫時“顏料飛濺恐傷及無辜”加以拒絕。父親回答我時麵露不多見的勉強笑容，讓我突然感覺到父親的作畫其實是一個屬於他自己的時刻和狀態，他平時一直處於忙碌的狀態中，每天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處理大大小小的事務，不斷地講話、發言，這些並不是他所喜歡的生活。他其實很需要靜下來思考，與自己的內心對話，這些無聲的畫才是真實的他，他所淋漓盡致地活著的他。所以他單獨地尋找畫室所在地，所以他畫室的地麵積著厚厚的顏料，所以他的掌心已被畫筆尾端磨出厚厚的老繭，所以他作畫半天筆毛就全部磨損，所以他會不斷地放同樣的音樂卻全然不知自己聽過，在一處僻靜的世界用生命的激情作畫，這是一種萬不得已，一種身不由己，於是，我再也不提去他畫室看他作畫的事了。
父親看書的時間不多，但是他非常善於將書中的內容轉化為自己的東西，有些人看書多卻隻能重複作者的東西，父親卻能變文本為自己的思考並且生發到各種場合。父親堅持紙質閱讀，非常喜歡買書，他抵製網絡時代電腦刷屏式的淺閱讀。他認為網絡閱讀帶來的不僅僅是信息而非知識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這一閱讀模式改變了人的閱讀習慣和思考方式，手在書頁間來回翻查的樂趣沒有了，呆呆地觸摸黑色印刷體而充滿遐想的沉思消失了。在他那代人看來，閱讀分為公閱讀和私閱讀，公閱讀的對象是毛澤東語錄，而私閱讀的對象是當時所謂的“禁書”、“毒草”，是一種自我喚醒的注入真情的閱讀，奇怪的是，在當時，公閱讀和真正內心傾向的私閱讀兩者並不矛盾，它們同時存在，反而形成一種張力，但今天的網絡微信時代，這兩種閱讀已經沒有分別了，這也是父親一直所警惕和憂患的問題。
父親的口袋中總有五支筆，他至今不會電腦也不發微信，是這個時代堅持用筆思考的寫作者。堅持用筆書寫的原因和他堅持架上繪畫的原因一樣，他想在今天人們已進入刷屏的冷漠年代中再次喚起人們的身體感知，觸筆的身體感知，翻書的身體感知，觸畫的身體感知。海德格爾曾經在談及今天的遊客狀態時用到“沉淪”一詞，分明描述的就是人類對自然環境、日常生活的逐漸疏離冷漠。理查德·桑內特在《肉體與石頭》中談到多元文化下的大都市時，也用“冷漠”、“被動”、“脫離”來描寫今天城市中的市民身體感覺。所以在父親看來，架上繪畫在今天仍然有其存在的理由，那便是維持、激發、寄托一種生命的感受力。繪畫要建立的，是一種“觸覺般的視覺”，一種生命的品質和生命的感覺，即一種“生命之象”。
我曾經將父親的藝術比作一個演講者，向日葵的形象如一個個話筒，金燦燦又沉甸甸地傳達著父親那一代人和向陽花的情節，看父親的畫，好像聽一個故事，畫麵中傳達出各種聲音，激昂、憤怒、熱情、沉重、信仰、不屈，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把觀者拉回那個不可複製的時代。
父親是一個有感染力的演講者，卻不是一個稱職的傾聽者，他的思路總比說話者的更快，還容易跑到岔路上，他又是那麼按捺不住需要發聲的人，所以經常會看似近乎無禮地打斷別人說話，毫不掩飾自己真性情的流露，通常伴隨著發光的眼神、激情的手勢和誇張的表情。往往是別人起的話題，最後他卻成了談話的中心。但這種表演的中心並不同於說書人，說書人總是獨立於他的故事，是一個旁觀者，冷靜而清楚地敘述，而父親的故事往往是他自己的故事。即便是一個他者的故事，他也會變成那個他者來講述，他是一個親曆者而非旁觀者，他總能帶著親曆者的情感與激動來感染周圍的人。可以說，聽父親的演講，更像是觀看一出表演，他會用體態和神情營造一個虛幻的舞台，我們不覺得就進入其中，被他帶著一起歡笑、悲傷、思考。
漸漸地，我發現其實父親的藝術並不是一個演講者，或者說並不止是一個演講者，而更多的是一個思考者，那些向日葵並不是一個個傳聲筒，而是一個個沉思的腦袋。他筆下的葵頭並不是朝向太陽高昂著的，卻多是下垂的，可這種下垂又不是無力的沮喪，而是一種充滿力量和分量的隱忍與積聚。沉甸甸的葵頭懸帶著一顆顆種子的分量，這些種子飽滿而褶皺，葵盤表麵堅忍而崎嶇，花瓣通常已經凋落近半，卻仍然保持著葵的姿態，這些葵帶著它們一粒粒小小的希望在逆境中掙紮，縱使已被歲月壓折了頭顱，卻依然挺立著脊椎，依然不滅對生命的熱愛。
所以，在我一遍又一遍觀看父親的葵園後，我突然感到其實自己一直並不懂得父親這些葵是沉默的，在廣袤的葵海中，個體的葵是那麼渺小卻也有著分享陽光的權力，它們曆經滄桑卻依然保護著葵心的種子，這些沉默的頭顱，這些思索的頭顱，這些被壓彎卻不屈的頭顱，這些亂世中劫後餘生的頭顱。是父親這一代人的寫照。和父親同齡的孫歌老師在看過父親的畫後說：“許多畫家的畫很漂亮，但僅僅是漂亮。而看許先生的畫，我在其中看到了自己。”我想，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和父親同輩的人會看著父親的畫甚至流淚的原因。曾有一個觀眾對父親說：“一支葵的殘破叫殘破，一片葵的殘破叫一代人。”
這“一代人”僅有三個字那麼簡單，卻是我所不能切身感知的。對我來說，70後的自嘲，80後的自我，90後的自戀，是我所能理解的關於“一代人”的標簽，這些標簽是年輕人喜歡玩的遊戲，而父親的那一代人，似乎已經過了用“一代人”來定位的年紀。但那個觀眾對父親說的話，讓我猛然發現原來父親也是“一代人”中的一員，他不僅僅是我的父親，不僅僅是一個藝術家，不僅僅是一位知識分子，他是經曆過文革浩劫、改革開放的“土插隊”和“洋插隊”的兩次插隊的人群中的一員，他是曾經在大山裏赤著腳丫爬樹如今又在國際研討會中發言的人們中的一員，他是曾經喜歡追著汽車聞汽油味如今需要走路鍛煉減肥的人們中的一員，他是眼睜睜看著親人戴著枷鎖遊行如今成為中國好聲音粉絲的人們中的一員，當這個社會的公共人從政治家變成了明星，當鄰裏一家人的公社變成了對門不相識的公寓，當帶著溫暖記憶的母親縫製的棉襖變成了網店快速消費的海量服裝，當上學路上與花草鳥蟲的玩耍變成了地鐵車廂相互沉默的冷漠，當肉體的切身感如漸漸被冰冷快速的高科技所取代，父親的一代，經曆了最黑暗與最美好，經曆了信仰的顛覆和信念的重生，經曆了中國曆史最跌宕起伏的60年，這一切化到父親的筆尖，變幻成一個個向陽的靈魂時，我怎麼能再用演講者或是思考者來概括這些生命史歌般的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