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葵過去一直是深根大地的，最近的新作葵脫離了土地，開始單獨成為畫麵的主體。最初的《葵園十二景》中，葵與大地、與視平線、與天際線的關係最為密切，背景甚至與葵本身同樣重要，這種環境的交融削弱了葵的主體性，《水雲間》就是最好的例子，葵帶著無法和大地割舍的鎖鏈蘊含著父親所處境遇中的糾結和掙紮。
漸漸地，葵開始變成畫麵的主體，大地悄悄退去，雖然還能看出葵是生長在土地上的，但是這土地或是不顯或是被遮蔽，天際線或視平線也變得不那麼重要了，葵似乎開始思考自我，開始從曆史的困境和苦難中掙脫出來，思考擺脫語境束縛的文化力量。
有一段時間，父親的葵特別輕快，特別瀟灑，特別飄逸，特別亮麗，甚至有人驚呼那不像是許江的葵了，因為符號性的滄桑和沉重似乎一下子消失了。隻有我知道這分明是父親在被女兒的病困擾了多年幾乎絕望後又再次看到希望時燦爛的心境，這似乎是又一次劫後餘生，但這次的快樂是純粹的，於是他的葵中第一次出現了陽光、出現了橙黃和嫩綠、出現了年輕的蓬勃。記得大學時，我為了逃避家人的重壓和內心的深深自責與愧疚，即便學校與家隻是上海與杭州一個多小時火車的距離，也一個學期都不願回一次家，每次回家意味著臨走時家人的談話，那時這談話在我看來比泰山還要壓得人喘不過氣來，父親激動過後不止一次地無奈道：“我經常半夜醒來想起你的身體，就再也睡不著了。”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父親說這話時內心是如何撕裂的痛，我隻認為這是父母為了給我壓力而誇大其詞，殊不知這是多麼幼稚而自私的想法。當我今天麵對這些陽光下的亮麗的葵，這些彩色的葵，這些鬆動的葵，這些跳躍的葵時，我才能感受當年父親心中到底積壓著什麼，到底塗抹著什麼。
短暫的喜悅後，父親又再一次回到對人生的思考。經過歲月的積澱，葵的主體意識更加強烈，這一代人開始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發出時代的聲音，抗爭、糾纏、迷失、傾覆，葵脫離大地，懷抱成團，集結成群，對峙成營，形成一種勢，開始運動，開始行動，開始要改變它們的命運，在時代的洪流中戰鬥，充滿激情和張力，這種主動的意識也是父親的新作中最感動我的地方。
父親的葵蓮共生，是我最喜歡的主題，因為蓮係水生，有一絲柔情，不如葵那麼蒼老，溫潤濛養，兩者又是那麼相似，猶如水旱雙胞，都有著細瘦的身軀，頂著碩大的腦袋，圓扁的麵龐，崎嶇而多子，一個的籽圓實間疏，清甜帶苦，一個的籽尖瘦密致，多油發澀，味道均談不上甜美，卻都有一絲回甘。它們多像是父親那代人內心始終共生的兩種糾結，一麵是政治瘋狂的偶像崇拜，一麵是真情激蕩的人性美好，一方是對西方文化與高科技的渴望與窺視，一方又有對傳統文化與手工技藝的追懷與傳承，它們看似水旱不容，卻共生在父親那一代人的成長中，鑄就了父親那一代人挺拔的脊梁和憂患的多思，生成多產飽滿卻曲折青澀的文化果實和思想積累，沉甸甸而蒼老甚至近乎凋敝，卻內心始終保有一絲清甜，就像他們心中始終對這世界充滿了美好的期待，充滿了生命的希望。
帕慕克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感言叫《父親的手提箱》，裏麵寫到在一個保護家門前的樹被砍伐以此來保護家族記憶的家庭中，他的父親是一個反叛者，他到處旅行，將外麵的世界帶回的東西裝在手提箱中送給兒子，但兒子卻從來不曾打開這些手提箱。帕慕克並沒有講他為什麼不打開這些手提箱，故事到此結束。而父親的解讀是，因為帕慕克不想讓他父親身上的西方的東西影響他身上剛剛培養起來的對故土的感覺。其實父親這代人也在麵對“父親的手提箱”，一種對戰亂衝擊後的堅定信念，他們的父輩經曆過1949年前的社會，從來不曾懷疑共產黨，而他們這代人是喝“狼奶”長大的，經曆過一段沒有秩序感的曆史後再也不會輕易相信任何一種既定的東西，然而他們又不同於60、70年代生的“頹廢”一代人的地方在於，他們懷疑，在相信中掙紮，卻不頹廢，那是一種滄桑中的純真。
父親對每一個對他的葵感興趣的人都要說到2000年他在土耳其馬拉馬拉海草原上看到的那一片葵園，那片葵點燃了他心中的葵緣，從此他開始在畫中種葵。後來，父親又到過很多葵園，有日本北海道燦爛的葵海，有內蒙古雪中殘敗的葵田，有新疆作為拓荒者不高的旱葵，每一片葵都有著自己不同的故事。，其中最令我感動的是新疆的旱葵，作為拓荒者它們的功能是肥田，所以都不高，在惡劣的氣候下依然挺立脊梁，收割的時候農民們一刀砍下葵頭，二刀砍下葵稈，然後將葵稈插在葵頭上，如此“一二三”的動作重複著，一個農民在葵海中行進兩小時不曾到頭。被砍下的葵的臉龐插在自己身軀上，這是怎樣一種命運，這是怎樣一片茫茫戈壁灘上拓荒者的悲壯形象。每當我看到父親筆下那些並不高大雄偉的殘葵，想起這些戈壁灘上的拓荒者時，便覺得父親的確不僅僅是在畫曆史，而是在揭示一種曆史性，揭示一個群體的命運與他們的生命感覺。
《我的名字叫紅》中有一則父親很喜歡的故事，戰亂年代，帝國更替，圖書被篡改，新的國王想要將散落的圖與文字重新對應整理，請來了國家最有智慧的一個盲人老畫師，他卻說需要一個7歲男孩的幫助才能完成這個任務，一老一少，一對智慧的心眼加一雙純潔的天眼，就這麼將所有散亂的圖文對應起來了。在父親看來，所有文化的傳承，都需要兩種力量，即對文化的了如指掌和鮮活的生命力，我想這也是父親何以不懈地讀書寫作，同時充滿激情地不停創作的原因和動力。在父親身上，始終有一種責任和堅守，一種家園的守望，一種遠望著的守望，一種拓荒者的遠望。
父親，葵！纖維夢
說到上海女子，許多人都喜歡用“作”這個字來形容，耍小性子，喜歡鬧別扭，不安於平凡平淡的生活，這多半是由於上海人總體生活條件好，又在國際化的環境下，多接觸異國風情，自我感覺良好。我的母親，卻是例外，除了一口熟練的上海話和標準普通話外，她沒有任何上海女人的小脾氣和小性格，母親年輕時就算不是閉月羞花、沉魚落雁，也是亭亭玉立、秀麗端莊，如此天生麗質卻性格沉靜實在是和她的身世有關。幼年喪母，少年時由於政治原因和父親離開，繼母帶大，然而在17歲最叛逆的青春期，父親又離世，從此和繼母相依為命，在我看來是電視劇中才有的情節，在母親的嘴裏吐出，語調卻是那麼自然，聲音也是那麼玲靜，在最深處珍藏著一份堅強。我的童年，父母正是奮鬥的時期。三歲便送入幼兒園全托，一周回一次家，小學一年級便自己上下學，家中三個人各管各的，獨立性很強，互動不多。記得大概七八歲的時候，一次母親不知為何蹲在三米外對著我拍拍手，然後張開雙臂說：“來，抱抱。”我當時的心情是何其激動。從來隻有在電視上或者別人家看到媽媽對孩子如此親切，自己卻沒有受過如此大禮。當時興奮地撲上去，親著她的臉蛋說：“再來一次！再來一次！”誰知母親不甚敏感道：“什麼再來一次？”現在想來，質樸得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