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佛家也務求養心，但它不能用來治理天下，為什麼呢？”
王陽明回答說：“我們儒家提倡養心，但從來都沒有脫離過具體的事物，隻是順應天理自然，那就是功夫。而佛家卻要全部斷絕人間事物，把心看做是幻象，慢慢地便進入虛無空寂中去了。他們與世間再沒有什麼聯係，因此不能治理天下。”
心學作為心性儒學，最不同於其他儒學者的，在於其強調生命活潑的靈明體驗。看似與佛學的心法修教十分相似，但佛學隻求出世，而心學則是用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即儒學所說的“內聖外王”。縱觀王陽明的一生，平國安邦、著書立說、馳騁騎射，全無中國文人的懦弱單薄。他動靜兼入極致，頓悟深遠，知行合一，於平凡中體現偉大，以入世中明見其出世的心境。由此來看，王陽明的一生嚴格奉行了他自己所提出的“把我們的良知應用到萬事萬物上”的理念，最終將心學發揚光大，使越來越多的人獲得心靈歡欣的智慧。
曾經有一個縣令長期聽王陽明講學，他卻遺憾地對王陽明說：“先生的學說實在是好，隻是我平時要處理的文件繁多，案子複雜，沒有什麼時間去深入研究先生的這些學問。”
王陽明聽了，教導他說：“我什麼時候叫你離開你的文件、案子憑空去做學問了？你既然要處理案件，就在處理案件上做學問，這才是真正的‘格物’。比如，你在審理案件時，不能因當事人回答時無禮而發怒，不能因當事人言詞委婉周密而高興，不能因當事人說情而心生厭惡乃至故意懲罰他，不能因當事人哀求就屈意答應他，不能因自己事務繁雜而隨便斷案，不能因別人羅織罪名誹謗陷害而按他們的意願處治。如果你能認真反省體察克己，唯恐心中有絲毫的偏私而錯判了是非，你就已經是在實踐我所講的致良知了，哪裏還需要另外花時間來研究我說的那些學問呢？總之，處理文件、審理案子都是是實實在在的學問，如果脫離了具體事物去做學問，反而會落空。”
由此可見，隻要我們不存私心，踏踏實實地做好手中的每一件事情，就已經是在致良知了。
有個修鞋匠每天都要經過不同的城鎮，給不同的人修補不同的鞋子。有時候他會遭遇狂風暴雨，阻塞去路；有時候掙不上多少錢，饑腸轆轆。但是他的身影從來沒有在人們的視線中消失過，每當太陽升起的時候，他都會準時地將雙腳踏在這片寬闊的土地上。
修鞋匠已經修了十幾年的鞋，所經手的鞋有高檔貨，也有廉價貨，有禮貌的顧客也有故意刁難的市井無賴。但是這麼多年來，這個修鞋匠無論遇到什麼樣的事情，都認認真真地完成他的工作。他以此為樂，生活雖然過得很清貧，但是他依然很快樂。
每當有人向他談起“嗨，夥計，你用不著這樣，修鞋嘛，能穿就行了，用不著那麼認真”等類似的話時。這個修鞋匠總是這樣說：“那樣我無法麵對自己，生活也就沒意思了，你說，我怎麼能快樂呢？”
“你一定能活得很長壽。”大家都這樣說。
“謝謝，我的朋友，其實，我也這麼認為。”修鞋匠憨憨地笑著。
這個平凡的修鞋匠就是一個擁有純明良知且懂得將自己的良知應用到萬事萬物上的人，因而他才會風雨無阻地為人們修鞋，認認真真修補每一雙鞋。不為別的，隻為了能夠“麵對自己”，所以，他是快樂的。
王陽明又何嚐不是如此，他通過對萬事萬物的體驗而提出了“良知”、“致良知”的修心之說。在良知與致良知上，他更看重後者，認為不講學，聖學不明，因而他也成為當時天下最“多言”的人。他通過講學、研討、撰寫詩文、通信等方式，廣為傳播文化，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文化精英。也正是因為他把自身的良知應用到萬事萬物上，才得以將心學發揚光大，幫助更多的人尋求心靈的安寧與喜悅。這種引領萬事萬物共同成長的行為，正是修心的最高境界。
隻要肯“下學”，自然能夠成功
問上達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