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王陽明借孔子之口表達自己的觀點，勸誡人們要拋棄虛浮的文辭而追求經典的實質，即不要執著於文字。因為不執著於文字、停止語言化的過程，才能感知真理。
一個外國記者不懷好意地問周恩來總理：“在你們中國，明明是人走的路為什麼要叫‘馬路’呢？”周總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們走的是馬克思主義道路，簡稱馬路。”這位記者的用意十分清楚，他是從文字的表麵意義上去理解“馬”這個字，把中國人比做牛馬，意在嘲諷中國人同牲口走一樣的路。如果真的要從“馬路”這種叫法的來源去回答他，正確的答案反而沒有什麼意義。因此，周總理才把“馬路”的“馬”解釋成馬克思主義，這恐怕也讓這位記者始料不及。
同一個字或詞，常常包含著許多不同的含義，哪怕是再簡單的文字，在不同的場合下都能夠作出不同的解釋；即使是同一段話，不同的人看了或聽了也會有不同的感悟。魯迅先生評《紅樓夢》時這樣寫道：“經學家看到易，道學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纏綿，革命家看到排滿，流言家看到宮闈秘事。”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所以，我們應該看到文字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如果我們執著於文字，思想就變得局限和僵化，就很難認識到生活的真諦。
文字對交流來說是必要的，但是文字從來不是事物本身，事實也不是文字。當我們想要向他人表達一定的意思或某個事件時，我們不得不借助於某種文字或類似於圖畫、符號等文字形式。而當我們使用文字時，文字代替了事實，成了首要的，我們所關注的是文字而不是事實本身。文字、語言塑造了我們的反應，它成了巨大的力量，我們的內心被文字塑造並控製。“民族”、“國家”、“上帝”、“神”、“社會”等詞彙攜帶著它們所有的聯想包圍了我們，於是我們的心靈變成了文字的奴隸。
文字妨礙了我們對事物或人的真實覺察，妨礙了我們對事物進行自由地觀察。因為文字帶著很多聯想和經驗的形象，這些聯想實際上就是記憶，它們不僅扭曲了視覺上的觀察，也扭曲了心理上的認識。例如“總經理”和“員工”這兩個詞，它們描述的都是職務，但是“總經理”這個詞帶有強烈的權力、地位和重要性的含義，而“員工”這個詞則會讓人產生不重要、地位卑微和沒有權力的聯想；“總經理”是正襟危坐在某個位置上的形象，而“員工”則是加班加點在某個崗位上的形象。因此，文字阻礙我們將二者都作為人來看待。形象就是文字，它們緊隨著我們的快感和欲望。因此，我們整個的生活方式都在被文字和與之相關的聯想塑造著。
但文字畢竟是一種符號，用來指示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事情，用來表達或喚起什麼。我們看到文字通過對我們的思維產生影響，使得我們的生活產生了局限和界限。隻有將頭腦從文字和語言的意義中解脫出來，拋棄虛浮的文辭而追求經典的實質，不帶聯想地觀察世界，我們才能真正地認識自己，認識世界，也才能真正致良知——學習到心靈成長的智慧。
將知識融入人生的道德信仰
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
王陽明認為，世上的君子，隻有專心於修養自身品德，那麼自然能夠公正地辨別是非好惡，像對待自己那樣對待他人，將國事等同家事一樣關心，把天地萬物看做一個整體，從而求得天下的大治。因此，“致良知”不僅是為學之道，更是育人之道，且重在育人之德。“道德”或“良知”等精神品質蘊涵於經典之中，對人的自身修養有著很高的陶冶價值。
王陽明所提倡的“尊德性”的道德教育，要求將知識融入人生的道德信仰之中，而不是讓知識吞噬人生的道德信仰。正如他所說：“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意思是說，眼睛看得見的、耳朵聽得到的、嘴巴能說出的，心裏能想到的，都是膚淺的學問；那些眼睛看不見的、耳朵聽不到的、嘴巴不能說出的、心裏不能想到的，才是深奧的學問，也正是“致良知”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