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清時期商業倫理的價值訴求
遵循上述倫理準則，明清商人在實踐中表現了值得後人學習的精神追求，他們把那些看似陳腐的儒家教條，生動地運用到經營實踐和社會生活中，這種價值觀體現了商業的人文關懷和商人心係社會的廣闊胸襟。從這個角度講，明清時期商業倫理所支撐的商業思想，是一種非常宏大的大商業觀，體現了現代商人應當借鑒的一種價值觀。明清時期商人價值訴求的實現途徑，是投資社會公益事業，達到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統一，甚至不惜犧牲個人利益以維護社會利益。雄厚的實力，執著的精神追求，使商人在很大程度上承擔了政府的社會責任。明清時期商人的價值訴求，也可以概括為通過義舉，追求個人與社會的和諧。
財富既能給人帶來福祉，又能使人遭致禍患。基於這種認識，傳統賈道主張能聚能散。因此，明清時期的許多商人發跡後，將部分資金用於社會公益事業，興修學校、書院、道橋、水利，輸粟助販，撫孤恤貧等等，追求“立德、立功”。明祁門商人李秀是樂善好施的典型，《祁門縣誌》卷稱其“性好義，少操奇贏術，為賈真州，貨致大千，往往以濟人……為善於鄉，濟貧乏、服歲饑、修造橋梁道路，善跡可紀者甚多，細不勝書”。清代商人舒大信也慷慨資助公益事業，嘉慶《澤縣誌》記載“經商江右，置義家四處，乾隆十六年，歲歉，在籍買米平果修村口至城路，修東山道院，旁置屋十餘楹，為族人讀書地。邑人議建書院，大信存二千四百金助之”。明正德年間，安慶潛山、桐城一帶發生災荒，糧價暴漲，休寧糧商汪平山將自己儲蓄的穀粟捐之。休寧人吳鵬翔，僑寓漢陽，時值饑饉，“鵬翔適運川米數萬石至，計之可獲利數倍；但吳鵬翔為救民於水火之中，低價售民”。這類義舉，在史誌中比比皆是，舉不勝舉。義舉雖耗費了他們大量資財，甚至傾家蕩產，但許多商人仍樂此不疲。他們有的為博得樂善好施的美名，有的想得到官府獎勵，有的想在史誌或譜乘中留名。他們雖沒通過科舉走上仕途，卻通過經商致富，且造福一方，實現了自身價值。商人這種把資產用於公益事業的義舉，是具有良知和道德修養的明智選擇。
中國古代有私人產權，但沒有保護私人產權的製度，從而導致富貴不過三代的現象反複出現。因此，這類義舉成為商人事業得以延續的方式之一。儒家文化有許多有益於商業發展的內容，這一點已為今天東南亞經濟的快速發展所證實。商業經營本質上是處理商人與顧客的關係，而儒家理論有助於協調交易中的人際關係，推動商業發展。商人“用儒意以通積著之理”，使儒家文化糅合於商業文化中，形成獨特的商業倫理。
明清兩代商業之所以興旺不衰，靠的就是以“義”與“和”為核心的商業倫理和靈活的經營之道。明清時期商人經營的成功，體現了我國古代商業倫理上的巨大成就。這種不同於西方社會的商業倫理，對解決現代商業社會中的種種異化現象，有重要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