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列強用堅船利炮叩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逐漸淪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史稱近代社會。隨著社會結構和經濟形態的變遷，經濟倫理觀念也有較大變化。
@@@一、近代社會的義利觀變遷
兩次鴉片戰爭、甲午中日戰爭等一連串的失敗，使得當時的有識之士逐漸認識到，必須發展工商業，走富國強兵、富國強民之路。相應的，發展工商業和兼顧富國利民抵禦外侮的整體利益，成為當時步入近代之後經濟倫理的重要特征。譬如魏源提出“使商獲利”（《籌鹺篇》下）和“利國、利民、利官、利商”（《道光丙戌海運記》上），使“利”的配置從此長彼消向合理分布協調共榮發展。王韜在《興利》中說：“諸利既興，而中國不富強者，未之有也。”（《弢園文錄外編》卷二）“興利”以往有貶義，這時卻成為公然的富國主張。不過，也還有人如劉錫鴻堅持舊說“安可以為利？”（《劉光祿遺稿》卷一）大體說來，當時人們的“義利觀”已經有了基本命題層次上的演化，主要已不是討論應否求利或義利何者為先，以及是“專利”還是“共利”等等，而是深進到怎樣實現“利”，如何協調各種利益，並將獲利與富國聯係起來。馬建忠主張：“宜因民之利，大去禁防，使民得自謀其生，自求其利。”（《東行續錄》）鄭觀應力倡“商戰”，要“使士農工商投人所好，益我利源”（《盛世危言三編·商戰下》）。陳熾則認為：“夫財利之有無，實係斯人之生命。”“吾慮天下之口不言利者，其好利有藏於人也。”（《續富國策》卷三）把財利置於關係人之生命的高度，並說：“治國平天下之經，不諱言利。”（同上，卷四）
洋務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湖廣總督張之洞提出：“為政以利民為先，然必將農工商三事合為一氣貫通講求，始能阜民興利。”（《張文襄公全集》卷三十五）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商能分利，不能分權”（同上，卷一百五十）。以往論者往往“利權”一體，至此要求將經濟與政治分開，反映了洋務派官員發展經濟與維護封建統治的共同需要。“商”被限於“利”而不得涉“權”，不能取得西方市民階級的地位。
與此不同，何啟、胡禮垣在《勸學篇書後》中指出：“人人皆欲為利己益己之事，而又必須有利益於眾人，否則亦須無損害於眾人。苟如是，則人人之所悅而畀之以自主之權也。”有了“自主之權”，就會“俗清”、“國寧”、“天下和平”（《新政真詮》五編）。他們肯定私利，強調予人以求利自主權，應當說這在中國是並不多見的論點，與亞當·斯密主張個人利己以達公利的論點很相似。
近代以來，隨著西方經濟學的傳入，尤其是古典經濟學派的影響，中國的經濟倫理觀念受到很大衝擊。據考證，西方經濟學傳入中國，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國傳教士郭實臘（K.F.A.Gutzlaff）編譯的《貿易通誌》，介紹西方商業製度和貿易情況。後主要有清同文館1880年以《富國策》為名出版的H.Fawcett的著述；1886年海關總署稅務司出版W.S.Jevons的名為《富國養民策》等等。此後西文及日文經濟類書的中譯以及中國人的自著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處不贅述。
嚴複是最早翻譯西方古典學派著作的學者，他以斯密的理論結合中國傳統義利觀，提出“義利合，民樂從善，而治化之進不遠歟。嗚呼！此計學家最偉之功也”（《原富》二按語）。他認為：“國之所急，在為民開利源。”（《原富》九按語）所謂“計學”、“生計學”，亦即經濟學，“利源”就是利益獲取之所，經濟學的作用是為了更多獲利，國家的急務就是擴大民眾取利之源。
康有為在《條陳商務折》中論述“利源”說：“吾欲恢張利源，整頓商務。”
實際上，發展商務以求富強的主張，在近代經濟思想中比較普遍。梁啟超則主張通過發展機器生產尤其是托拉斯來實現獲取“最大率之利益”（《飲冰室文集》卷二十三），這就是效益的思想，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中很是珍貴。他作《新民說》設《論生利分利》一節，講生產與分配諸問題；認為企業家“求利”會增加國民幸福，在經濟發展方麵有許多高見。梁啟超也可以說是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創始的先驅。到孫中山先生發展工業化的《實業計劃》，則集前此發展工商業以“振興實業”思想之大成，不再駐足“義利之辨”而著力於發展經濟的具體行動計劃。
至此，中國傳統“義利觀”的基本價值體係已經肢解，實際內涵因時代發展和西學傳入而逐步換位於經濟倫理，這裏的經濟倫理已經是西方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了。不過，“話語轉換”還需要特殊的文化過程，就語詞本身而言，從使用了幾千年的“義利”完全蛻變為西方意義的經濟倫理，還需要一個語義轉換和承接的曆史過程，這也構成中國現代化過程的重要內容。
@@@二、近代社會公正思想的發展
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近代時期，封建製度的倫理道德逐漸崩潰，以自由、平等、公正為核心的資產階級新道德逐步出現，逐步形成了我國近代的公正思想。
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的主要目標就是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平等。這種公正理想集中體現在《天朝田畝製度》和《資政新篇》之中。《天朝田畝製度》是以實行平均分配土地為核心，涉及有關政治、經濟、文教、軍事和社會生活各方麵的革命綱領。它體現了對地主土地所有製的否定，反映了廣大農民的土地要求，它具有一定的革命性。然而，《天朝田畝製度》所體現的是一種違背社會發展規律的平均主義。因為農民是小生產者，其理想是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生活，這種小生產決定了他們的自私性，而平均主義雖可以滿足他們的土地願望。但是“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的分配辦法又超過了他們的覺悟，無法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所以這一製度又有極大的局限性，背離了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方向。《資政新篇》主張用資本主義代替平均主義，比起《天朝田畝製度》是巨大的進步，是先進的中國人第一次提出的發展資本主義的方案，是一個針對當時太平天國存在的許多弊端的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內政建設國家方案。它明確提出學習西方先進政治製度和先進的科學技術；主張平等互利，與西方先進國家建立密切的外交關係，集中反映了當時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尋求真理和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迫切願望，符合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反映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