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禮製對中國傳統商品經濟中市場運行規則產生了根本性影響。市場經濟應遵循的基本原則本應是功利主義，但在當時的中國，由於禮儀的深入人心，卻極大地影響了周秦社會的商業觀念，這就是“義”高於“利”，以義馭利。人們在不同的地區和不同的行業形成了奠基於禮儀之上的行規，這成為指導當時生產和流通的主要的規則，相反，那些被政府不斷強化的法令卻沒有在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這也決定了由此而引起的“義利之辨”成為周秦社會經濟倫理的一個重要特征。
@@@二、以義利之辨為核心的交換倫理
“義利之辨”始於周秦，是中國倫理思想史上討論較多的問題之一，也是爭論較激烈的問題之一，是構成古代倫理思想最基本的一對範疇。
何謂“義”、“利”？“義利之辨”的曆史狀況又是怎樣的呢？在中國古代倫理思想體係中，“義”一般指仁義道德；“利”指的是功利，物質利益。先秦諸子百家對於“義利”關係的不同理解，是當時“義利之辨”的集中表現，而具有代表性的則是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的義利觀。
縱觀先秦時期儒家的“義利觀”，對後世有重大影響的，是儒家宗師孔子的“義利觀”。據現有文獻記載，在“義利”問題上，孔子是較早指出“義利”問題的先哲之一。孔子不但把“義”和“利”對立起來，還提出了“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著名命題。《論語·裏仁》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體現了等級製的經濟倫理特征。《論語·子罕》中的“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被作為孔子“不言利”的證據。其實，孔子並不是絕對的排斥“利”，而是強調“以義取利”的，因為他認為“放於利而行，多怨”（《論語·裏仁》），所以要以倫理道德來規範，主張“見利思義”（《論語·憲問》），“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他也要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子路》）即不要專利或因小而失大。
儒家另一個重要的代表人物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義利觀。孟子的“何必曰利”被認為是將孔子的“義利觀”推向極致和輕視功利的典型證據。《孟子》一書中“義”基本上作“道理”來解釋；“利”基本上作“利益”來解釋，據此，孟子對“義利”的解釋，顯然是繼承了孔子而來。但孟子卻更強調“義”。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我們經常說，一個人，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但孟子卻認為，作為一個“大人”來說，其言不必信，其行不必果，隻要“義”在就行了，由此可見，孟子對“義”的強調。孟子認為，當全國上上下下的人都互相追逐利益的時候，國家就危亡了，所以，沒有必要一開口就要講利益。隻講“仁義”就行了，並反複地強調了“仁義”的重要性。另外，孟子“尚義反利”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舍生取義”的精神，這從另一個角度強調了“義”的重要性：“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值得注意的是，孟子也講過“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孟子·離婁下》）。“故者以利為本”這話似乎從不為人注意，是說依循事物的本性常則就有利。這裏的“故”即規律、常則、性。朱熹批閱此句為：“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四書集注·孟子集注》）順其故，則利之。可見孟子並非不談“利”，而是從順宜物性的角度來談，非囿於“財利”本身。結合其“恒產恒心”說，他應是主張順應民眾置產的自然要求的。從上述分析可見，對於孔子、孟子的“義利觀”要做具體的分析，不能簡單化。
除了孔孟之外，先秦時期儒家的其他思想家對“義利”也各有主張。如荀子認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荀子·性惡》）但是，荀子的主張與孟子的“羞言利”不同，與孔孟“尚義反利”的觀點亦有所不同，他主張“先義而後利”（《荀子·王霸》）。荀子旗幟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荀子·大略》）荀子明確指出，“義”和“利”兩者都是人見人愛的兩種追求，即使是堯舜這樣的聖人使盡教化等手段也不能排除人們的“好利”，桀紂這樣的暴君使盡暴力等手段也不能去掉人們的“好義”，所以，荀子“義利”關係上的基本原則是“見利思義”，這與孟子的思想基本一致，但荀子更承認人有“好利”之心的基本事實，更符合人性的本來麵目，並且反對“惟利所在，無所不傾”（《荀子·儒效》）的片麵性，遂使得荀子的觀點合情合理，更具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