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由於社會分工以及行業間比較利益的存在，受利益驅動棄本從末者不在少數。司馬遷對此深有感觸：“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史記·貨殖列傳》）農業勞動力的流失對本來勞動力就比較缺乏的秦國來說，既不利於農業的發展，也影響小農家庭的穩定。因而，驅民歸農，發展小農經濟不但需要實行農本政策，還必須采取抑末措施。就政治來說，“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並。……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史記·秦本紀》）為了適應戰國時諸侯爭雄的局麵，秦國實行強兵政策。強兵既要保證充足的兵源，還必須使戰士一心征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也。”（《商君書·農戰》）商鞅認為遊食者有害於農戰，令民歸心於農，不但可以發展農業，而且農民安居而淳樸，便於政府控製，既可以補充兵源，又能夠赴敵征戰，所以強兵也離不開重本抑末。在商鞅看來，重本抑末不僅僅反映經濟上的本末矛盾，也不隻是產業結構調整以及發展小農經濟的需要，它亦關係到增強軍事實力，以便在當時的兼並戰爭中取得一定的優勢。因而，重本抑末政策寓富國與強兵於一體，是實行農戰的一項基本政策。換言之，離開重本抑末政策，農戰與富國強兵皆無從談起。
圍繞重本抑末的治國方略，秦國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其一，獎勵耕織。“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複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史記·商君列傳》）對積極從事耕織的小農家庭，免除徭役，以示獎勵。對從事手工業與商業不當而陷於貧困者，則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為官奴婢。這一措施對於穩定小農家庭，發展農業與抑製工商業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其二，重征末業。“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廝、輿、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商君書·墾令》）“不農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書·外內》）加重商賈的賦役負擔，剝奪商賈的經濟利益，可以起到“農惡商，商疑惰”的作用，從而穩定農業勞動力，促進農業的發展。
其三，壟斷山澤之利。“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商君書·墾令》）由政府壟斷山澤之利，堵塞商賈技巧之人的牟利之途，使之無利可取而不能不從事農業。這可以說是抑製民間工商業，發展官營工商業的最有效最徹底的措施。
這些措施的實施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史稱：“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漢書·食貨誌》）商鞅變法包括實行重本抑末政策，為秦國的崛起以及最終吞並六國實現統一，奠定了基礎。戰國時期，主張重本抑末的不僅僅是法家，如儒家的荀子，道家的莊子都有重本抑末的思想。當然，其出發點與思想內涵與法家有所不同。重本抑末可以說是戰國時期經濟思想的主流，其中特色最鮮明，推行最堅決，社會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法家。因而，法家的重本抑末思想又成為戰國時期重本抑末思想的主流。法家強調君權，追求富國強兵，並不像道家那樣對工商業發展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從經濟上講，其抑末的目的在於防止民間工商業發展對農業所產生的分解作用，穩定小農經濟，鼓勵耕織。同時，阻止商工之人盤剝農民，與國家爭利。這既是為了驅民歸農，也是為了末利歸於上。
但是，盡管法家強力推行了重本抑末政策，卻並不意味著對工商業的完全排斥。由於工商業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不可或缺，封建政府不可能完全取消工商業。就戰國時期的秦國而言，雖然立足農本，驅民歸農，以農富國。但其抑末實際上隻是抑製民間工商業而發展官營工商業。隻不過是由於商鞅特別強調抑製民間工商業的重要性，使人們產生一種商鞅否定工商業的誤解。客觀地說，秦國要在當時的兼並戰爭中勝出，在經濟上也離不開工商業所帶來的財政收入。對此，有法家傾向的政治家大多有所認識。如春秋齊國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史記·管晏列傳》）且在軍事上也需要由工商業提供必備的軍需品，如兵器、車輛等。這些器物的數量和質量直接關係到戰爭的勝負。顯然，對商鞅來說，重要的不是要不要工商業，而是如何控製工商業對封建國家最為有利。一個處於戰爭環境中又致力於富國強兵的封建政府，當然更樂意以官營工商業來取代民間工商業。商鞅的“壹山澤”主張就明確地反映了這一思想傾向與政策導向。範文瀾曾明確指出，商鞅抑末政策，意在防止商賈高利貸者兼並土地，使秦民專力從耕織與戰爭中求富貴。同時，國君獨占工商，也可以增強國家的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