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的功利主義經濟倫理對於周德性主義經濟倫理既是一個挑戰，也是對中國傳統經濟倫理的一種繼承和發展。周秦經濟倫理主要包括德性主義經濟倫理和功利主義經濟倫理，二者共同奠定了中國傳統經濟倫理的基礎。
@@@三、秦功利主義對傳統經濟倫理的繼承與發展
反思曆史，從殷商革鼎到秦滅六國，近一千年中，中國社會先後經曆了兩次巨變。這兩次社會巨變的曆史意義，惟帝製推翻後的近代社會變遷可與之相比。周朝建立，不僅僅是一個朝代取代了另一個朝代，也是一種社會製度與文化體係取代另一種社會製度與文化體係的開始。秦朝統一，既是中央集權帝國時代的肇端，也是春秋戰國社會文化變遷的總結。它們對中國社會文化的曆史影響是極其廣泛而深遠的，正是伴隨著這兩次社會巨變，中國經濟倫理體係逐漸建立起來。
西周時期是德性倫理的初步形成階段。但西周時期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還很低，主要不是著眼於商品交換與流通，而是為了維護血緣家族乃至整個社會的親疏、尊卑等級秩序，增強以周天子為核心的宗法政治係統的凝聚力和控製力所進行的禮器的大量生產與按等級分配。夫婦、孝悌倫理初步建立的曆史契機，是西周初期特殊的政治局勢。為了保證姬周對遼闊疆域和眾多部族的長期有效統治，周公在製定宗法分封、嫡長子繼承等重要政治製度的同時，創立了一套完整的禮樂文化。德性倫理也逐步建立起來，並與宗廟祭祀、同姓不娶等禮製相表裏。通過禮的實踐，西周的經濟社會，體現了嚴格的親疏尊卑等差和男女之別，最終服務於血緣宗法政治統治。
春秋戰國時代的社會曆史變遷，出現了功利主義倫理觀念。其時，宗法鬆懈，禮樂崩壞，文化下移，社會階層急劇流動，個體家庭擺脫家族公社而獨立，血緣政治為地緣政治所取代，建立在血緣家族社會基礎之上、並服務於宗法政治統治的仁義，漸漸難以發揮原有的社會調適功能。在新的社會曆史條件下，通過利的形式表現出來，其功能目標由以維護血緣宗法政治為主轉向以調適個體家庭內部關係為主，實踐群體亦由貴族階級擴展到社會各階層，逐漸轉變為符合全社會所有個體家庭需要的新的倫理規範體係。在此過程中，作為社會精英的先秦思想家特別是以孔子、曾子和孟子為代表的儒家，不僅對西周夫婦、孝悌之禮進行了全麵整理重新解讀，而且根據新的社會現實進行了創造性的發揮，賦予它們以形而上的天道人性哲學意義，從而使之具備了社會普適性，具體繁瑣的德行之禮因而被提升為理論性與實踐性高度統一的倫理體係，中國傳統經濟倫理體係在戰國和秦代終告建立。
秦人極其注重自身物質需要的滿足，而不是固守傳統的周文化。從建國一直到秦始皇統一天下，秦人津津樂道的問題都是農戰、攻伐、墾荒、開塞、徠民、生本、抑末等對國計民生有直接利害關係的事。他們不屑於仁義禮樂的抽象論證和玄想，在人倫道德方麵相對表現得比較鬆散。由此可見，以法家思想為指導的、以功利和實用為價值取向的秦人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所表現出來的對利的重視，可謂在實際操作層麵比較徹底地走向了以實用為核心的功利主義倫理道路，這既是對周人所倡導的德性倫理的否定，也是對春秋戰國時期功利主義倫理思想萌芽的繼承與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