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產橘，福州商人多從事果橘業，福橘也是上海市民喜歡的水果，福建果橘商人與桂圓商人一樣，不顯赫但很穩重。
清代的福建商幫中也有一支閩西商人集團，清代閩西幾乎縣縣都出商人，但其中以永定、上杭、龍岩、連城、長汀等為多。他們與泉、漳和福州等地的商人並駕齊驅，活躍在海內外商品流通領域。閩西商人經營土特產品，以福建林木資源為主，以及與此相關的手工業產品，如紙、書籍、茶葉等，還有煙草、藍靛等經濟作物的製成品。清代中期，上杭商人幾乎壟斷全國的靛業，號稱“福建之藍甲天下”。
上海亦有建寧、汀州商人，主要經營紙棕各業，也有經營砂糖業的。他們初在上海董家渡附近建有同鄉聚會之所“同慶堂”，後由紙、棕各業抽離，在今斜土路和三門峽路交界處建有建汀會館。但由於上海開埠後，國產紙棕業也受到衝擊，閩商建汀會館停止活動，房產及義塚為同仁“輔元堂”收買。
1855年，上海小刀會起義被清廷鎮壓，這是閩幫勢力發展的一個轉折點。上海閩商的整體衰弱由此而始，進入民國形成定局。在上海小刀會起義中，策動和進行叛亂的是廣東、福建兩幫，而福建沙船上的船夫，卻是起義的主體。上海閩商的三所會館泉漳會館、興安會館和點春堂卷入其中。
清政府懸賞捉拿的四名首犯劉麗川、陳阿林、林阿福、李鹹池，其中三人是福建籍。為了鎮壓起義，清朝官兵對上海縣城，特別是縣城東南十六輔碼頭一帶進行了多次縱火和洗劫。小東門外羊毛弄、福建街一帶的大火延續了四天，大小東門外法租界南端一片廢墟。這裏是上海縣城商業的繁華區域，也是福建移民活動、居住比較集中的區域，遭此劫難，自然損失慘重。更有甚者，起義失敗後，上海地方政府在“善後請奏條款”中製定了嚴厲製裁閩、廣移民和會館的措施。資料表明，自此以後，福建移民人數急劇下降，到1885年，公共租界內的福建籍人口隻有708人。到1930年，華界12173人，公共租界3057人。1934年為13196人，再也沒有恢複到小刀會起義以前的盛況。
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從現有的上海的移民人口資料發現，在清政府同樣的製裁政策下，廣東移民數確實在一段時間裏急劇下降了，但在近代百年的曆史發展進程中，總的還是持續上升，到民國時期，在公共租界與華界中以超過8萬。而福建移民數華界和公共租界加起來遠遠沒有超過它原本最高的數額。1852至1890年間，上海人口猛增之際，福建籍人口卻在下降。各種因素自然很複雜，但至少與下麵幾個問題密切相關。
1.福建人的商業活動與移民活動往往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商業活動的繁盛會推進移居的發展，反之亦然。鴉片戰爭前夕乃至五口通商以後，福建商人所麵臨的國際環境有了新的變化。17世紀後，西方一些主要國家紛紛建立起資本主義製度，生產力得到了很大發展，並掀起了向海外尋求殖民地的熱潮。與此同時，就中國而言，明代是以海商為主體的福建商人的全盛期。清初，控製著東南沿海製海權的福建海商受到沉重打擊，因此，1684年，當清政府開放海禁，元氣大傷的福建海商，在經營範圍和活動能力方麵與明代相比已顯頹勢。眼看著西方殖民者將許多原為中國海商所經營的傳統商品納入他們的經營範圍。清代中後期以來，福建海商走向衰敗。海商是福建商幫中的主體，從此福建商幫在國內風光不再。
2.上海開埠以後，上海的紡織業、航運業首當其衝，境況大不如前。紡織業的不景氣，也影響到航運業，外國輪船的到來，更成了上海航運業的有害因素。這時黃浦江上雖然帆檣林立，但大都是些外國船隻了。大批的福建籍水手在衣食無著之下鋌而走險，這是小刀會起義發生的重要社會條件。
3.粵商與浙江商人，並沒有像閩商那樣，在晚清外國商業勢力入侵以後走向衰弱，相反更加活躍。
總之，19世紀中期以後，福建商幫在滬的商業活動風光不再，旅滬福建移民的人數再也沒有恢複到19世紀中期以前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