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少人多不等閑，
闖蕩南洋海為田。
異鄉賺得金缽滿，
卻信回頭總是岸。
進入清後期，上海成為中國的外貿中心，因此，福建商人大量聚集上海，成為上海的重要商幫。
史書上記載著不少明清時期福建與上海的商貿信息。
《天工開物》說：“凡造竹紙事出南方，而閩省獨專其盛”，閩中一有兵變，上海的紙價就立刻飛漲。足見明清之際，上海所用的紙，主要是福建供給。
明代王世懋有如下描述：“凡福之綢絲、漳之紗絹、泉之藍、福延之鐵，福漳之橘，福興之荔枝、泉漳之糖、順昌之紙，無日不走分水嶺及浦城小關，下吳越如流水。”
從明代中葉起，福建就有了缺糧問題，入清以後更加嚴重。“雖豐年必仰給予湖廣（即兩湖）。數十年來，大都湖廣之米，輳集於蘇州之楓橋；而楓橋之米，間由上海、乍浦運往福建”。
王韜在《瀛?雜記》中寫道：“粵則從汕頭，閩則從台灣運糖至滬，所售動以數百萬計。”
19世紀中葉以前，糖、茶、絲是清廷最大宗的外銷品。福建、台灣和廣東則是產糖最多的省份，“當極盛時代，糖產不僅可以自給自足且有巨量運輸國外，近如南洋一帶，遠如歐美各國，莫不有華糖之蹤跡。”盡管廣東的廈門、安海港，福建的泉漳等地為主要的外銷港。但上海在19世紀80年代前，一直是廣東、福建和台灣蔗糖的一級營銷市場。這一方麵是由於通往上海的海上貿易線路，越來越成為福建、廣東聯係浙江和內地的重要線路；另一方麵福建更需要用糖、茶、紙等，換取江浙的糧、棉和棉布等物品。福建汀州、泉州和漳州花糖洋貨商人（花糖洋貨是指棉花、食糖和淡菜、檀香、魚翅、海參等），將閩粵的糖及洋雜貨運到上海並轉銷各地，然後在上海收購棉花南運。閩南俗語“糖去棉花返”便是反映這樣的過程。但是江南一帶往往有“閩粵糖船”之說，上海有專門為閩、粵商人收買花衣的洋行，每年秋季，閩粵商人“樓船千百，皆裝布襄累累而去”。不過在上海開埠前，中國東南沿海蔗糖貿易的主要港口還是乍浦。當年的乍浦接近海濱，帆檣林立，運輸便利。但五口通商後，中國蔗糖業集散中心由乍浦轉移到上海。主要原因是中國開始成為依賴蔗糖進口的國家。
顯然，在上海與福建的商品交流中，砂糖、米、豆、棉、絲等是重要的交流品種，於是閩商成了上海這些物品行業的開拓者和重要參與者。除此之外，上海閩商還在國產紙業、果橘業、檀香桂圓、國產染料、炒貨、海產品等行業占據重要位置。我們可大體按籍貫和從事的行業，將活躍在上海的閩商群體分成幾大類：
泉、漳兩府商人大多為船商或以船商起家，以販運為主，販運種類也比較多，主要有糖、桂圓、海鮮、木材、漆器、砂糖、洋什貨等。他們一般載糖、靛、魚翅到上海，小船撥運姑蘇行市，船回則載布匹、紗緞、織錦、涼暖帽子、牛油、金腿、惠泉酒等，貿易數量巨大，利潤豐厚。因此一度在上海的航運、棉花、食糖、海味等業占有重要地位。他們中很多是以經營糖業起家，然後拓展到其他行業。上海曾是中國糖業的集散中心。
福建是中國蔗糖生產重要地區，上海糖業的創始經營者最早以閩商最多。一般來說，福建幫以“號家”名義在糖產地采購販運，然後提供給糖行批發，並不直接銷售，而糖行則不直接赴產地采購，這樣的狀況一直延續到1932年。1927年以前，上海糖業有南北兩市之分，南市幫之組織為點春堂，專營糖類。北市幫為集益堂，兼營其他如油糧百貨等。亦有產地各幫在上海設立字號代理推銷經營的，他們分屬閩商在上海設立的泉漳會館、晉惠會館和興安會館等機構。這是上海閩商中最為富實顯赫的群體，一直到民國時期仍然是上海商界的重要角色。他們中不少曾為上海眾商領袖，一度左右過上海的經濟、政治格局。
福建興化、莆田是中國優質桂圓、荔枝產地，莆田、興化商人幾乎壟斷這一行業，以後才有本幫和浙江籍介入。桂圓業也曾有南北兩市，南市鹹瓜街一帶店鋪專營批發，門市兼售。北門鄭家木橋一帶則以零售為主。桂圓店往往兼營黑棗和檀香。這部分商人也是上海閩商中比較殷實的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