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灘風急浪花飛，
手把漁竿得魚歸。
打得魚來街前賣，
扁舟沽酒漁歌吹。
福建以海洋經濟為特色。漁業生產的單一性使福建與內地的商品交換十分普遍。這種不同區域之間交換的廣泛性，為福建商人的崛起準備了條件。明後期，浙東與福建之間的商品交換十分繁忙。明代文人王世懋描繪當時的閩浙貿易形式是：“凡福之綢絲，漳之紗絹，泉之藍，福、延之鐵，福、漳之橘，福、興之荔枝，泉、漳之糖，順昌之紙，無日不走分水嶺及浦城之小關，下吳越如流水。其航大海去者，尤不可計。”很顯然，福建的所有商品都是以江南為總彙，然後輸向北方。分水關在福建崇安縣附近，浦城縣為浙江衢州府與福建建寧府之間的通道，是江南趨福建的必經之地。王世懋說的福建商品正是取道上述通道經浙東到江南的康熙二十三四年先後開設粵閩江浙四海關後，閩浙間的海上運輸迅速發展起來。沿海航運分為南洋和北洋兩條航線。由上海向南行駛南洋航線的大多是鳥船，稱南船。文獻記載，南船“常運糖、靛、板、果、白糖、胡椒、藥材、海蜇、杉方、尺板”等貨。乾隆四十年前後浙江巡撫三寶奏報，閩廣商船“所載進口貨物不過糖、靛、果品、雜貨，出口轉置亦唯綢緞、布匹、藥材等物”，從江南攜帶棉花“赴粵貨賣者，亦不過酌帶十之一二”。可知沿海道北上的南船，向江南輸出木材、糖、煙、薯粉、靛青、紙張、胡椒、蘇木、藥材、筍幹及各種鮮果、海貨、洋貨等，向閩廣地區運回絲綢、糧食、棉花、棉布、酒及各種工藝品等。福建、廣東商人以上海、乍浦為終點，或以上海為中轉，大規模從事華南與江南、華北、東北的商品流通。總之，在當時的閩浙商道上，有不少商人往來，他們將福建的貨物運到江南，也將江南的貨物運到福建。這些商人，不僅有福建商人，也有江南的徽州商人，並且不斷有其他各地商人加入這條貿易線路，他們的共同努力，使兩地間的貿易興盛起來。
明代以來閩浙兩地之間的物資交流十分頻繁，而且麵廣量大。以紡織品為例，過去閩人冬夏不過一件苧布衣裳，而到了晚明，閩人在夏天穿絲綢與苧布，冬天穿棉布，並用絲綿及棉絮做夾襖，這都造成絲綢與棉布、棉花消費的增加。福建本土生產的生絲不如江南的質量好，而多雨的氣候不適宜廣泛種植棉花，因此，閩人對絲綢、棉類商品的消費，導致了江南絲綢與棉布的輸入。當時的福建輸出各種海外商品及土產，進口江南的絲綢與棉布。明代福建向海外輸出大量的絲綢，其中江南綢緞獲取的利潤尤大。在利潤的刺激下，漳州、泉州等城市都仿織江南絲綢，如漳州：
“漳紗，舊為海內所推，今俱學吳中機杼織成者，工巧足，複相當，且更耐久。綺羅，漳製亦學步吳中，第不如紗為精。”泉州絲織業的原料都來自江南：
絹，用湖州頭蠶絲為上，柘蠶次之，有素織、花織、雲織、金線織，出郡城；
紗，亦用湖絲，好者有素紗、花紗、金線紗，出郡城；
絲布，用湖絲，今織者少，出郡城；
羅，一為硬羅，一為軟羅，但不如蘇杭佳，亦有織天鵝絨者，不如漳州佳。
據載，明代福建出產多種絲織品，不過，其原料大都出於江浙與四川兩地。福建絲織業的原料主要來自湖州。福建絲織品的進口量很大，福建每年從江南輸入的絲綢可達數百萬兩銀子。當然，其中多數商品又被閩人售至海外國家，換回美洲及日本的白銀。福建有一定的棉布生產能力，但所需原料棉花全部來自江南，江南由華北等地輸入棉花的同時，又向福建輸出優質棉花，這種棉花出自太倉。吳偉業說，在太倉州，“隆、萬中，閩商大至，州賴以饒”。有《竹枝詞》描寫太倉向福建的棉花交易是：
福州青襪鳥言賈，
腰下千金過百灘。
看花人到花滿屋，
船板平鋪裝載足。
明代前期，閩人大多以苧布（即麻布）為衣，自產自用。隨著明代後期社會風氣的轉變，福建棉布消費開始多了起來。在這一背景下，福建大量輸入江南的棉布。如龍岩縣：“其至自江浙者，布帛居多，雜物次之，器又次之”。明代福建諸府，福州、福寧、汀州等府都要從江浙和華北輸入棉花和棉布，安海商人“從河南、太倉、溫、台等州有棉之處，歲買數千包，方足一年之出入。至冬月人閑，則入安溪、永春、德化販賣”。棉布的推廣，使福建棉紡織業急劇發展。泉州沿海地區逐漸成為主要棉布產地，“棉布為類極多，晉江之南鄉及南安、同安多有之。長四丈二尺為一匹，時布五百縷，上布七八百縷，細密堅致，如青花布、斜紋布，直經斜緯，織文方鬥”。織成的商品每每輸出海外，“安海商人年買數千匹，往高州、海南及交趾、呂宋等異國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