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南棉布加工業的發展造成棉花大量輸入福建。據史料記載，福建東南沿海與江南的棉花貿易極盛。褚華的《木棉譜》雲：“閩粵人於二三月載糖霜來賣，秋則不買布，而止買花衣以歸。樓船千百，皆裝布囊累累。”甚至形成福建棉商不至，蘇鬆棉區農民生活無著的局麵，蘇州棉農因棉花賣不掉而“門裏妻孥相向啼”。康熙五年閩中棉商又挾重資到太倉，“舉州歎為祥瑞”。自此以後因為太倉鶴王市所產棉花特佳，“閩廣人販歸其鄉，必題鶴王市棉花。每歲航海來市，毋慮數十萬金”。
褚華說當時的交易情
明代的絲綢圖案形是：“閩粵人每晨至午，小東門外為市，鄉農負擔求售者，肩相摩，袂相接焉。”棉花輸向閩廣地區，始終是當地農家重要的經濟來源，直到清後期，盛況依舊。據說僅1845-1846年間，就有價值134911美元的上海棉花被福州帆船裝運回境。
在閩浙之間的棉紡織品交易中，江南一帶的商人很多。如“遊天生，徽州府人。風采俊雅，好裝飾。嚐同一仆徐丁攜本銀五百餘兩，往建寧府買鐵。”無徽不成市，徽州人是江南最有名的商人，不論什麼城市，幾乎都少不了徽州商人。他們也參與對福建的棉布等貨品的交易。如“徽州人丁達，為人好善喜舍。一日，與友林澤往海澄買椒木，到臨清等處發賣，貨已賣訖”。他們之中不乏大商人，“張沛，徽州休寧人，大賈也。財本數千兩，在瓜州買棉花三百餘擔。歙縣劉興，乃孤苦煢民，一向出外肩挑買賣，十餘載未歸家，苦積財本七十餘兩，亦到此店買棉花。二人同府異縣，沛一相見，鄉語相同，認為梓裏，意氣相投，有如兄弟焉。棉花各買畢，同在福建省城陳四店賣，房舍與沛內外”。
其他各地商人也每每經營江浙與福建之間的商品貿易。如“羅四維，南京鳳陽府臨淮縣人。同仆程三郎，帶銀一百餘兩往鬆江買梭布，往福建建寧府販賣，複往崇安買筍”。這位商人往來於福建與鬆江之間，在福建出售江南的梭布，而在江南出售福建的筍幹。再如“陸夢麟，江西進賢人。往福建海澄縣買胡椒十餘擔，複往蕪湖發賣。有一客夥，將硼砂一擔對換，餘者以銀付之。次日，叫店家寫舵公陳涯四船，直到建寧”。
福建山多地少，是國內著名的缺糧區。因此，福建需要從鄰省輸入糧食。
浙江的溫州在明代是產糧區，又與福建毗鄰，自古與福建之間的海上交通十分方便，因此，福建的糧食主要靠“蘇湖熟，天下足”的江浙接濟。萬曆三十六年，福州大饑，巡撫徐學聚組織商人去江南運米，福州人說：“江、淮、蘇、鬆之米浮海入閩，自徐公始也，民受其賜大矣”。除了福州之外，萬曆年間的泉州。“稻、米、菽、麥……由來皆仰資吳、浙”。何喬遠的《閩書》亦雲：“仰粟於外，上吳越而下東廣”。這都說明泉州也從江浙購入大量的糧食。清代福建仍然嚴重缺米，江南糧食主要流向福建。康熙末年，江蘇巡撫張伯行的告示稱，蘇州奸牙等冒為浙客、徽商，貨買糧食，“或四五六十，或一二百石不等，用小艇運送上海、乍浦二處，裝入大船，揚帆出海，盈千累萬，殆無虛曰”，以致影響蘇州市場上的米價。這些偷運出洋的米，就是銷往浙東、福建的。
江浙輸往福建的商品消費量巨大。閩人為了購買這些商品，支付了大量的白銀。於是，從海外流入福建港口的白銀便通過這一渠道流向江浙，繁榮了江南，也繁榮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