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削弱了經濟流動性並且從長期來看將會降低美國的生產力：家庭教育。關於教育程度的研究強調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由於中下層人群都要為生存打拚（必須多幹活才能維持生計），於是家庭成員在一起的時間就變少了。這樣家長們就不太能夠監督孩子們的家庭作業，也不得不做出妥協，其中一項妥協就是減少對孩子的投資（盡管他們不會用那樣的字眼兒）。
一個被扭曲的經濟（尋租與金融化）和一個監管欠佳的經濟
前幾章的一個中心論點是我們經濟中的大部分不平等是尋租造成的。租金最簡單的形式就是把我們其他人的資源再分配給尋租者。當石油和礦業公司成功地以遠遠低於應付價錢的價格獲得了石油和礦產的開采權時，就是一種尋租。在尋租過程中，主要的資源浪費是花在了遊說上：大約有超過3100名的遊說者為健康行業工作（與國會議員的比例幾乎是6 ： 1），大約有2100名遊說者為能源和自然資源行業工作。總的來說，僅在2011年花在遊說上的錢就超過了32億美元。在這種情況下，主要被扭曲的是我們的政治體製；主要的失敗者是我們的民主製度。
但是尋租通常會涉及一種降低了國家生產力和福祉的真正的資源浪費，它扭曲了資源配置並使得經濟變弱。旨在獲得更大一塊蛋糕的努力的一個副產品就是蛋糕的整體變小。壟斷勢力和對特殊利益集團的優惠稅收待遇正產生了這樣的效應。
“尋租”及其對經濟造成的扭曲的危害性雖然難以被準確量化，但顯然是巨大的。那些擅長尋租的個人和公司都得到了充足回報，為本企業謀取了巨額利潤；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社會貢獻就是積極的。在一個像我們這樣正在變成尋租經濟的國家裏，私人回報和社會回報是嚴重不對等的。那些為自己公司獲取了巨額利潤的銀行家們得到了重獎，但是正如我屢次提到的，那些巨額利潤是短暫的並且與實體經濟的持續改善沒有關係。“情況有些不對頭”這種苗頭早就顯現出來了：金融業本應該服務經濟中的其他行業，而不是反過來。然而在這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所有企業利潤的40%都流向了金融部門。信用卡公司從交易費中的獲利要多於商店從商品銷售中的獲利。通過成本隻需幾美分的刷卡那一瞬間的電子運動，金融公司就賺到了和商店通過複雜運作使得大量商品以低價上架而賺到的同樣多的錢。
尋租在很多方麵扭曲了我們的經濟，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麵就是對最寶貴資源的配置不當：人才。過去，聰明的年輕人會被吸引到不同職業中去——有的參加服務他人的行業，比如醫藥、教育或者公共服務；有的參加擴展知識前沿的行業。雖然也總有人投身商業，但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的幾年裏，越來越多的美國頂尖人才選擇了金融業。既然有這麼多英才在金融領域，所以就不奇怪該領域會不斷出現創新。然而，這些“金融創新”很多是為了規避監管，這實際上就降低了長期的經濟表現。這些金融創新無法與真實的像晶體管或激光那些提高我們生活水準的創新相比。
金融部門不是我們經濟中唯一的尋租源。令人震驚的是經濟中許多其他關鍵部門也普遍存在著有限競爭和尋租。假如所有那些錢都花在用以提高國家生產力的真正研究和真正投資上，可以想象我們的經濟就會變得多麼有競爭力並創造多麼多的工作。
約瑟夫 E. 斯蒂格利茨
全球最頂尖的經濟學家之一，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同時擔任哥倫比亞大學全球思想委員會的聯合主席。2001年，因其對信息經濟學的開創性工作而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在此之前，他還獲得了約翰·貝茨·克拉克獎。斯蒂格利茨教授先後執教於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牛津大學，是最著名的經濟學教育家之一。他還曾擔任克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等一係列重要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