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不平等導致的代價
組織發展
作者：約瑟夫 E·斯蒂格利茨
降低了公共投資
當前經濟領域的普遍觀點強調的是私營部門對經濟增長所起的引擎作用。原因顯而易見：當我們一談到創新，就會想到蘋果、Facebook、穀歌以及其他許多改變了我們生活的公司。但在幕後起作用的卻是公共部門：這些公司的成功（實際上也是整個美國經濟的成功）都大大依賴於運行良好的公共部門。這個世界不缺乏有創造力的企業家，但最終結果（即他們能否把自己的想法轉化為市場上的產品）取決於政府。
具體而言，是政府設定了遊戲的基本規則、執行著各項法律。普遍來說，政府提供了使社會和經濟得以運轉的軟硬兩類基礎設施。要是政府不提供道路、港口、教育或基礎研究的話—或者不能確保其他人來這樣做，或者不能提供至少可讓其他人這麼做的條件，那麼日常商務往來就難以蓬勃發展。經濟學家稱這樣的投資為“公共產品”（public goods），這一術語指的是人人都能享用像基礎知識所帶來的益處的事實。
現代社會需要集體行動，也就是整個國家全體成員行動起來進行這些投資。而來自於這些投資的廣泛社會收益不能為任何一個私人投資者所獨攬，這就是為什麼如果把這類活動交由市場來做就會導致投資不足的原因。
美國和世界都已從政府資助的研究中受益匪淺。在過去幾十年裏，通過美國的州立大學和農業技術推廣服務所進行的研究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巨大增長。今天，政府資助的研究又促進了信息技術革命和生物技術進步。
幾十年來，美國在基礎設施、基礎研究和各層次教育等領域一直遭受著投資不足。鑒於民主黨和共和黨都致力於削減赤字以及眾議院拒絕增稅，今後在這些領域的投資還麵臨著進一步的削減。盡管有證據表明這些投資對經濟的推動大大超過了私營部門的平均回報並且也高於政府的資金成本，但削減還是實施了。實際上，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繁榮正是由創新所支撐的，也就是先前幾十年裏做出的那些創新終於在90年代的經濟中得到了體現。但是私營部門能夠汲水的那口井（為了下一代的轉型投資）正在枯竭。應用型創新依賴於基礎研究，而恰恰在這方麵我們一直做得不夠。
我們未能進行這些關鍵的公共投資，這一點不足為奇，它是社會財富不對稱分配的最終結果。當一個社會在財富方麵變得越分裂，那麼富人就越不願意在共同的需要方麵花錢。富人們不必依賴政府來得到公園、教育、醫療或人身安全；這些東西他們自己都能花錢買得到，於是他們與普通人之間的差距就更大了。
富人們也擔心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的存在——一個能夠運用權力來調節社會中存在的不平衡的政府，通過從富人那兒拿走一些財富然後用於那些會增進共同利益或者幫助底層群體的公共投資。雖然最富有的美國人也許會抱怨我們現有的這種政府，但實際上多數人就喜歡它現在這個樣子：盤根錯節難以進行再分配；過於分裂難以做成任何事，隻能降低稅收。
發掘潛力：機會的終結
我們對於包括公共教育在內的公共產品的投資不足造成了我們在第1章中提到的那種經濟流動性的下降。經濟流動性的下降繼而又對國家的經濟增長和效率產生了重要影響。每當我們削弱機會的平等時，我們就沒有以最富有成效的方式來利用我們最寶貴的資產之一——人。
在前幾章裏我們看到了貧困和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的前景與富人家的孩子相比是多麼的暗淡。家長的收入變得越來越重要，因為大學學費的上漲速度要遠遠高於工資漲幅，尤其是那些承擔著教育70%的美國人的公立大學的學費。但有人不禁要問：難道擴大了的助學貸款計劃不能彌補那種差距嗎？答案很令人遺憾：不能；並且金融部門在此又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今天，市場上充斥著一係列不正當激勵措施，再加上缺乏阻止濫用職權的管製，使得助學貸款計劃不但沒有幫助窮學生脫貧，反倒使得他們陷入進一步的貧困。金融部門成功地使得助學貸款在學生破產時也不予免除，這就意味著貸款方極少有動力去監督那些學生借了錢的學校是否真正能給學生提供一種日後能提高其收入的教育。與此同時，那些以營利為目的並給管理者提供了豐厚收入的私立學校成功抵製了提高貸款標準的企圖，那些高標準會令那些盤剝窮學生和不知情學生（拿走了他們的錢卻並不提供一種能使他們找到工作掙錢還貸的教育）的學校無資格貸款。有一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當一個年輕人看到債務負擔是如何破壞其父母正常生活的，便隻好極不情願地申請了助學貸款。實際上，選擇這麼做的年輕人為數眾多，以至於現在大學生的欠債額人均超過了2.5萬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