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4.蟬精竭慮內心苦悶
崇禎帝自即位之日起即試圖一改多年積弊，最初二年，厘革、規劃、摧拔，確有成效。他勉勵各地督撫“提起精神，彈精忠畫”；告誡大臣們擯棄門戶之見，恢複官吏久任製度；他督促整個朝廷機器跟上他的步伐，圍繞他的旨意有效地運轉。為此，他事必躬親，不稍懈怠。
崇禎帝習慣於早起，哪怕頭天晚上披閱奏章已到夜深，照常早早起來，以便早朝時同他的大臣們商量事情。他不希望早朝隻是一種形式。不定時的召對，他當政初期也十分頻繁。一次，他讀罷給事中韓一良《勸廉懲貪疏》，馬上傳令召見。讓韓一良再高聲朗誦一次。大學士劉鴻訓卻認為疏中“有交際”、“有納賄”兩事不實。崇禎帝則言：“聯閱一良所奏，大破情麵，忠鯉可嘉，當破格摧用，可加右金都禦史、吏部尚書。”接著，令韓一良把“納賄”事解釋清楚，限韓五日內詳奏。五日後，崇禎帝再次召對，韓舉召參幼周應秋、閻鳴泰、張翼初等“受贈金五百”。崇禎帝追問五百金為何人所贈，韓不肯實對，隻回答是聽說的。崇禎帝大怒，指斥韓“豈有紙上說一說，就給個都禦史？前後自相矛盾，顯是肺腸大壞，本當拿問，念係言官，姑饒這遭”。當時，閣臣辦事在文淵閣，晚上也常留宿閣中，以備崇禎帝不時之召。到了崇禎八九年間，隨著農民軍與後金的威脅日趨嚴重，崇禎帝有時通夜不寐，向閣臣谘詢國是。
疆域多事，奏章也繁，崇禎帝怕大臣隱匿不報，或敷衍其事，大多自己過目。崇禎九年（1636年）二月，武舉陳啟新上疏，言當今有三大弊病：科目取人，資格用人與推知行取科道，並提出了停止科目，薦舉孝廉，姆免災傷錢糧，專拜大將等建議。當時內閣不敢接納此疏，陳啟新於是帶上奏疏，在正陽門前連跪三日，後來被內臣發現，將此疏轉呈皇上。崇禎帝讀罷，深感詫異，特命外延授職；後來被授為吏科給事中。對臣僚一些紙麵上娓娓動聽，卻無實際價值的章奏，崇禎總是非常反感。曾應遴在兵科任事，上疏時喜歡從一至數十羅列，不分輕重。崇禎帝召來，加以話責。崇禎九年（1636年）秋，清兵人犯，命大臣上策。張作揖上疏中有“提兵十萬，逗留不前”等話，崇禎帝即令張回話，問是指誰？張本來是誇大其詞，沒料到皇上如此精細，於是隻好參幼總監高起潛縱兵殃民，同時涉及兵部尚書楊嗣昌。崇禎帝憤怒之極，“原疏被他塗抹多處，以致“皇上”二字也加上了一個大“x”，張被革職。由於崇禎帝不滿意閣臣的票擬，常常自己親擬；或在內閣擬旨上反複增刪更改。崇禎十年（1637年）六月，內閣票擬議罷首輔溫體仁，擬旨頗長，崇禎帝刪抹之後，批了三個字：“放他去。”同年，吏部尚書鄭三俊因曲庇侯詢下獄，盧象升等10餘人上疏言冤。內閣先後三次擬旨，每次崇禎帝都不滿意，於是親批：“可將三俊罪狀一一講明，不必更處奏事官。”工部侍郎劉宗周上疏，勸皇上不要徒倚風雷，輕易改作，應“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又令崇禎帝火冒三丈，大加申斥。
盡管案犢堆積如山，但崇禎帝對例行的經筵與日講仍照常舉行。經筵是皇帝繁忙政務之外，學習四書、五經及《資治通鑒》等典籍的重要機會，講官多是些飽學之士。崇禎元年（1628年）二月首次開經筵。每逢經筵，崇禎帝先是恭聽，講後則常向講官提出許多問題。祟禎三年，少詹事文震孟進講《魯論》“君使臣以禮”一章，反複規諷，崇禎帝當即降旨將係獄的刑部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釋放。又一次，文震孟進講《五子之歌》時，崇禎帝竟翹起了二郎腿，文講至“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時，用目光漂向崇禎帝的腿，崇禎帝忙用袖子掩蓋，再慢慢放下。最初，經筵上不講《春秋》，崇禎帝則認為它有裨於明治亂，於是命進講。文震孟對《春秋》素有研究，進講之時又常巧妙地借古諷今，頗合崇禎帝口味。崇禎七年（1634年），日講官由6人增至7人。崇禎八年六月，正逢增置閣臣之時，崇禎帝召廷臣數十人試以票擬，結果特摧文震孟為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崇禎十一年二月十二日，經筵剛完，即召禮部左侍郎顧錫疇等20餘人，問保舉與考選那種方法最適合選拔人材？諸臣含糊其詞，崇禎帝很不滿意。崇禎帝求治心切，不自覺地把經筵與日講變成召對了。他之所以重視經筵與日講，主要是希望從先聖與古史中找到一些治國之策。
對殿試，崇禎帝並不怎麼看重士子熟悉經書的程度，而是希望從中選拔有用之才。崇禎元年三月第一次延試時，他考的是“策”，問考生對國家大事的看法。崇禎十三年二月會試，大學士薛國觀、蔡國用為考試官，取士300名，名列前茅的有鄒式金、楊瓊。到三月廷試時，崇禎帝於文華殿召考其中的前48人。崇禎帝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恥？”魏藻德對曰：“以臣所見，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並陳說自己曾戍守通州的情況。崇禎帝認為可用，即拔為第一名。薛國觀拔為第一名的鄒式金被抑為二甲，楊瓊被抑為三甲。祟禎帝對廷試如此認真，出乎主考官之料。薛國觀也因此事頓失恩寵，六月份就被罷職。
崇禎帝如此精細、勤勉，力求選拔真才。但是，他先後任命楊鶴、曹文詔、陳奇瑜、洪承疇、熊文燦、楊嗣昌等專剿農民軍，農民軍卻在一天天壯大；讓袁崇煥、孫承宗、洪承疇經略遼東，清朝的鐵蹄卻仍然攻至北京城下。崇禎帝對他們不吝封侯之賞並沒有改變日益動亂的局麵，十分不滿；更使崇禎帝感到憤怒的是，許多大臣自恃清官，親召都不肯出仕。崇禎十一年（1638年），崇禎帝倚重的楊嗣昌、陳新甲、方一藻，雖均有家喪，而“奪情”起用。可是，少詹事黃道周連上三疏，指責此三人不忠不孝，並潔問皇上為何用這種人？崇禎帝在召對閣臣與黃道周時，問他用心何在？不料黃毫不讓步。崇禎帝怒極，將黃連貶六級，發配江西。有人把國事敗壞歸之於皇上“處分未當”，崇禎帝的脾氣愈益暴躁，乃至親自審證大臣。崇禎十六年（1643年）五月，首輔周延儒因貪賄、縱敵之罪貶歸故裏。給事中郝昌、禦史蔣拱衰，疏幼吏部文選司郎中吳昌時“竊權附勢，納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知”，勾結中官李端、王裕民，貪贓枉法。崇禎帝甚怒，七月，召文武百官於文華殿，親自審訊周延儒與吳昌時朋比為奸一案。吳百般辯解，稱“祖宗之製，交結內侍者斬，法極森嚴，臣不才，安敢犯此？”崇禎帝命用刑打斷了吳的大腿猶不解恨，將吳論死。閣臣奏道：“殿陛用刑，實三百年來未有之事！”崇禎帝說：“吳昌時這廝也三百年來未有之人。”同年，崇禎帝還親審督師範誌完貽誤軍機，縱兵淫掠一事，將範論死。
崇禎帝為了解決財政拮據的困難，采納閣臣的建議，號召朝廷百官助晌。為了籌炯，他把萬曆時宮中積留下來的上好人參拿出變賣，又令暫借民間房租一年。以致民怨沸騰，崇禎被說成“重征”。崇禎十二年（1639年），他聽說皇親有錢，於是又向皇親籌借。他首先找的是他曾祖母家的武清侯李國瑞，數目是40萬兩。李國瑞死活不肯交，相反，拆毀房屋，把器什物品擺在大路上變賣，以示一無所有。周皇後之父、嘉定伯周奎害怕借到自己頭上，於是替李國瑞說情。祟禎帝怒不可遏，命逮李國瑞人獄，剝奪李爵位。李驚嚇而死，於是外戚們聯合起來抵製崇禎借錢。崇禎十三年(1640年），崇禎帝最寵愛的年僅5歲的皇五子慈煥病死。病篤時，口中亂語，借口九蓮菩薩（指神宗母，孝定李太後）責難崇禎待外戚家太薄。崇禎帝一邊痛悼不已，一邊深自詫異，當即封李國瑞7歲的兒子李存善為侯，把追繳的銀兩全部退還。崇禎帝試圖令戚貴助響的計劃於是落空。皇五子之死，更使他的精神受到極大刺激，他傳諭要素食終身。
崇禎帝的家庭生活也並不舒暢。他不喜歡周皇後，她體弱多病，又不善解人意。他比較喜歡田妃與袁妃。田妃不僅姿色過人，而且琴棋書畫樣樣通，連騎馬也在行。田妃在宮中建有一座別具風致的亭台。崇禎帝每當與她亭上賞月時，才稍感寬慰。他聽說田妃常竊竊撫琴，感到奇怪，便問是誰教的，田妃回答是她母親。第二天，崇禎帝召她母親人宮彈琴，崇禎帝聽罷，知道田妃沒有撒謊，更加恩寵有加。田妃是在江南長大的，人宮後，把江南的一些風俗習慣也帶進宮來。崇禎帝頗覺新鮮。於是，他的衣鞋之類也都用南方的。但是，宮中的生活並非風平浪靜，田妃與周皇後常爭風吃醋。有一年元旦，天氣甚寒，田妃來朝見皇後，皇後卻讓田妃在門外靜候了許久才請進讓座，言語十分冷淡。田妃大窘，泣訴於崇禎帝。崇禎帝本想訓斥一下皇後，但聽說皇後在他一時怒起而被推倒後，不進飯食，他轉而把田妃從承乾宮打人啟祥宮省憊，三個月不召幸。崇禎十三年（1640年），田妃之子慈煥病故後，田妃也隨之染上大疾。崇禎帝遍請高師，親自為她祈禱，兩年之後，田妃亡故，他悲痛欲絕，隆重葬之。愛子與愛妃的相繼逝去，對崇禎的打擊極大，幾乎不能自拔。
崇禎帝的宮廷生活如此風風波波，加之對時局的感傷，以致他時有孤寂之感。上天也偏不作美，他在位17年，從未有過風調雨順的時候，年年兵焚之外，不是幹早、蝗災，就是疾疫流行。為此，崇禎帝不停地反省，有時齋居在文華殿或永壽宮，撤樂減膳。崇禎八年（1635年）、十四年（1641年）二月、十五年（1642年）閏十一月、十七年（1644年）二月，他四次下罪己詔。崇禎八年正月，張獻忠陷鳳陽、焚皇陵；十月，崇禎帝以“流賊未平，震驚陵寢’，‘下罪已詔，表示從初三日起，避正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如果不逢典禮之事，平日著黑衣理政，與將士共甘苦，至“寇”平之日為止。崇禎帝希望自己對上天的虔誠能消餌災難。崇禎十二年（1639年）底，他感於無將可任，於宮中設壇親召天兵天將，並叩問上天明年平安與否。但是，召了許多也沒召至，最後“天帝”下臨，扶亂上有雲：“天將皆已降生人間，無可應召者。”次年三月，他又調壇禱雨。崇禎十四年因災異迭見，下詔責己。沒多久，他親率諸臣去祭祀太廟，正當行禮時，一陣狂風吹來，燈燭盡滅，大臣忙臥倒在地，崇禎帝也因此嚇出一場病來，下肢麻木無力，不能站立。三個多月後才痊愈。星變、災荒、疾疫、地震接踵而至，他真誠地向上天祈禱卻不見轉機。有時，他隻好把這種絕望與孤獨之感轉為對母親的思念。很小的時候，他母親就去世了。崇禎十二年，請人畫了他母親遺像，掛在奉先別殿，此後不時去瞻仰，借此排遣心中的苦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