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中華名人百傳十大淫君
十、苦難之君
——朱由檢
中華名人百傳十大淫君中華名人百傳十大淫君1.風雨飄搖立誌中興
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病危，召信王人宮受遺命。不久，信王即帝位，大赦天下，改明年為崇禎元年。熹宗撒手而逝，留給崇禎帝的是一個風雨飄搖的王朝。正當年盛的崇禎帝躊躇滿誌，想憑借自己的滿腔熱血力挽狂瀾，重建太平天下。然而，時局的危機又令他不寒而栗，深為惕備。
崇禎人宮時，整個朝廷幾乎都把持在權閹魏忠賢之手。魏堂“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孫”之輩遍布朝野，專橫跋啟，無惡不作，濁氣衝天。正直的官僚迭遭殺戮、貶斥，就連崇禎帝本人也有自危之感。他不敢食宮中之物，生怕一朝不明不白地死去；人夜，令燭光通亮，深恐暗藏刺客。崇禎的警惕並非多餘，蓋因魏忠賢其人確有權傾朝野，呼風喚雨的勢力，暗藏殺機、陰謀篡位的野心。魏忠賢及其閹黨這股逆流，成為崇禎皇帝即位後所麵臨的棘手問題之一。
然而，真正令崇禎寢食不安的還是來自危機四伏、江河日下的局勢。萬曆以來，黨爭愈演愈烈，朝政混亂不堪，東林黨與齊、楚、浙三黨爭鬥，閹黨獨收漁翁之利。整個官僚集團日趨腐敗，士大夫甘願仰承權擋鼻息而苛活。國家財政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更為嚴重的是，朝廷的遼晌加派，官僚地主的侵吞刻剝，土地的高度集中，使老百姓供輸不迭，陷入赤貧困境，加上天災頻仍，許多地方“村落為墟，田畝盡廢”，小規模農民起義此起彼伏。作為維係王朝安穩的軍隊部伍而言，時下的景象是，將多而貪而驕，士寡而情而弱，軍紀鬆弛，缺炯少糧，紛紛嘩變作亂。天啟二年（1622年），山東徐鴻儒起義剛被鎮壓不久，就在崇禎即位前夕，即天啟七年（1627年）二月，陝西澄城縣民又揭竿而起，王左掛、王嘉倩L等隨即舉兵響應，預示著一場更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即將來臨。與此同時，後金在東北地區日漸強大，威脅著明朝安全。總之，內憂外患，積弊已非一朝一夕，要真正做
一個“中興”之主，勢須逐步緩和這些日已尖銳的矛盾；如何穩妥地邁出第一步，尤其是至關重要的。
崇禎帝的總體設想是清除閹黨，建立清明吏治，恢複朝廷機構的運行生機；選派幹練之臣經略遼東，收複失土；加強控製地方，隨時撲滅農民反抗之火。其中，又以清除閹黨為當務之急。
正如崇禎在《即位詔》中所說：“膚以衝人統承鴻業。祖功宗德，惟隻服於典章；吏治民艱，將求宜於變通。”吏治、民艱是兩個基本的問題，但首先還是如何搬除魏忠賢這塊頑石的問題。對此，崇禎帝表現得十分沉穩而具膽識，表麵上信守皇兄“忠賢宜委用”的囑托，絲毫未露驅逐之意，實際上潛移默奪，一步步清除閹黨。為此，他采取的步驟是：
去其羽翼，孤立臣奸。如：批準李朝欽、裴有聲、王秉恭、吳光成等乞休；命魏家閣黃立極歸裏；遣散內丁，新選一些宦官人內侍奉。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末的一天，崇禎帝偶然想起魏忠賢用事，“動以立枷示威，前後斃死者以千計”，便問侍立的魏忠賢和王體乾，王趕緊答話：“大奸大惡，法所不能治者用之”。崇禎帝默然良久，感歎道：“雖如此說，殊覺太殘慘，非國家盛事也。”崇禎帝的言語使魏忠賢感到氣氛不對，意識到新天子不會像熹宗那樣可以任意擺布。魏忠賢乞求辭去東廠提督印，以試探新主態度。崇禎感到時機未到，沒有允諾。
崇禎的有條不紊、出奇的冷靜，使閹黨頗感緊張與事態不妙，內部也在發生分化。新任南京通政使楊所修與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等疏劫“崔呈秀奪情，周應秋貪墨”，意在將多年的劣跡推到崔呈秀一人身上。閹黨散布謠言，並奏請皇上，稱“東林餘孽，遍布長安，欲因事生風，憂不在小。乞救下廠衛、五城緝訪”。崇禎有諭：“群臣流品，經先帝分別澄汰已精。聯初禦極，嘉與士大夫臻平康之理，不許揣摩風影，致生枝蔓。”隻因時機未到，沒有打草驚蛇。不久，原來追隨魏閹而未受重用的雲南道禦史楊維垣連連上書彈劫兵部尚書兼左都禦史崔呈秀，斥崔“內談廠臣，外擅朝政，貪淫橫肆”。此疏一出，有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十月，崔呈秀父親去世，崇禎帝溫旨令乘傳歸家守製。
此後，直指魏忠賢的奏疏紛紛進呈，其中尤以貢生錢嘉微之疏犀利、尖銳。他曆數魏忠賢“並帝”、“蔑後”、“弄兵”、“膠民脂膏”等10大罪。崇禎得疏，即召魏氏，令內侍讀之，魏忠賢深為惶恐，急求原信王府邸太監徐應元緩解，並請求辭職。崇禎借水推舟，準魏、徐二人“私家調理”，命王體乾掌東廠印，高時明掌司禮監印。同時，改寧國公魏良卿為錦衣衛指揮使、東安侯魏良棟為指揮同知、安平伯魏鵬翼為指揮金事；將崔呈秀罪交吏部勘處；罷免工部尚書吳淳夫、太仆寺卿白太始、尚寶司卿魏撫民及東廠太監張體乾等官職。天啟七年（1627年）十一月初一日，崇禎告諭：“聯聞去惡務盡，馭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位之炯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懲大憨，典至重也。聯覽諸臣屢列逆惡魏忠賢罪狀，俱已洞悉。竊思先帝以左右微勞，稍假恩寵，忠賢不報國酬遇，專逞私植黨，盜弄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枚舉，··一聯思忠賢等不止窺攘名器，紊亂刑章，將我祖宗蓄積貯庫傳國奇珍異寶金銀等朋比侵盜幾空，本當寸碟，念梓宮在殯，姑置鳳陽。二犯家產，籍沒人宮。其冒濫宗戚，俱煙瘴永戍。”於是將魏忠賢貶滴至鳳陽祖陵司香，不久下令逮治。魏忠賢在途徑阜城時驚悸萬分，自溢而死。消息傳至京師，士民歡聲雷動。為解民憤，崇禎元年（1628年）正月，崇禎帝下令碟忠賢屍於河間，斬崔呈秀於薊州，又斬客氏屍。
與此同時，崇禎先後處死、罷免、削籍、降用魏忠賢、客氏的黨羽和爪牙，包括內閣首輔黃立極，閣臣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桔；吏部尚書周應秋，戶部尚書張我續，禮部尚書孟紹虞，兵部尚書崔呈秀、田吉、閻鳴泰、劉詔，刑部尚書蘇茂相，工部尚書楊夢衰、孫傑、孫貞、薛鳳翔、劉廷元、吳淳夫、李夔龍，錦衣衛左都督田爾耕、孫雲鶴，巡撫單明斕、朱童蒙等一大批文武要臣。崇禎帝在朝野歡慶的氣氛中第一次嚐到r行使至高無上權力的欣悅，於是信心大增，開始進一步大刀闊斧地清除閹黨和削弱宦官勢力。
首先，盡撤各處鎮守內臣，邊政由各地督撫專理。他希望督撫大臣在沒有內臣的監鎮下，“彈精忠畫”，使邊務煥然一新。崇禎元年（1628年）正月，又令內臣非奉命不得出禁門門幾月，又戒廷臣交結近侍。他說：“朝廷設官分職，內外各有枚司，人臣守正奉公，交通甚為非法。”試圖通過切斷朝廷內外交結，以使內臣回到規矩道上，限製其勢力的擴大。這說明他對宦禍之源有了深刻的認識。
對閹黨的清除使崇禎帝頗費心計。這是因為閹黨遍布朝野，內閣、六部等重要部門基本上在他們控製之中。他們盤根錯節，相互庇護，排斥異己，蒙上欺下。監生胡煥酞疏請查究那些為魏忠賢建祠的總督、巡撫，但閹黨禦史楊維垣“擬一與群婦講冬收餘燼，力持殘局”，迅即上疏參駁，並且請將胡氏下法司究問。閣臣來宗道也欲嚴旨譴責。崇禎帝意識到楊維垣的目的是想殺一做百，鉗製輿論，於是殊批“不必苛求，以滋葛藤”，使閹黨大失所望，氣焰頓挫。崇禎元年正月，翰林院編修倪雲璐上《世界已清方隅未化疏》，又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倪元璐之意在於為東林翻案，力辟東林為“邪範”之說，並推薦舊輔韓擴、錢謙益及姚希孟參政。崇禎同意韓擴人閣。楊維垣不甘心，特上疏攻擊倪氏“持論荒謬，居心厄測，為害政綱”。祟禎帝雖然讚同倪元璐之說，鄙夷楊維垣護持閹黨，尤其不滿楊氏稱魏忠賢為“廠臣公”，及“廠臣不愛錢”，“廠臣為國為民”之說，但是，他更擔心由此引起黨爭，因而他在兩派的爭執中強調拋棄門戶之見，“化異為同”，“天下為公”，冀圖調和矛盾。事實上，弄清閹黨與東林黨的孰是孰非已是當時不可回避的問題，是無法“化異為同”的。以倪元璐為代表的一方，不滿這種調和的做法，於是，他再次上疏，力申前說。崇禎帝讀後大為感動，決意加快清除閹黨的步伐。
崇禎清除閹黨之意愈決，閹黨抵觸愈力。崇禎二年(1629年）二月會試，施鳳來、張瑞圖為考試官。崇禎帝本希望通過這次會試，選拔一批人才，卻不料所取350人幾乎都是中官、勳貴的姻戚門人。“海內正人，概不得登啟事”。崇禎帝大為惱火。次月，命施、張二人致仕。此時，朝野要求廢毀《三朝要典》的呼聲越來越高。《三朝要典》是魏忠賢等為美化自己，排斥異己而編輯的，內容包括萬曆末年的挺擊案、泰昌時的紅丸案和熹宗即位之初的移宮案。《三朝要典》的編行使東林黨人及一批正直官員慘遭迫害。四月，倪雲璐再疏，請求廢“魏氏之私書”《三朝要典》。大學士來宗道票旨：“這所奏關係重大，著禮部史館諸臣詳議具奏。”崇禎帝在其下增“聽聯獨斷行”。說明他對這一事件的重視以及對客、魏集團勢力和影響的嚴重程度的認識。五月，諭旨焚毀《三朝要典》，“天下各處官府學宮所有書版，盡毀不行。自今而後，官方不以此書定減否，人才不以此書定進退……諸臣各宜捐去成心，勿滋異論，務衷聯清平之治”。熊熊烈火將《要典》化為灰燼，套在東林黨人頭上的緊箍咒失去了它的威力，為重振士風廓清了道路。《要典》一毀，閹黨如喪考批。侍講孫之懈更是痛哭流涕，聲震庭掖。不久，崇禎將楊維垣等閹黨分子革職，令速回原籍。崇禎二年正月，始命裁定逆案。最初，閣臣韓擴、李標等不想將事態擴大，廣搜樹怨，隻呈上一份四五十人的名單。崇禎不悅，令再議。又以數十人上，崇禎仍嫌少。他認為魏忠賢隻不過是一名宦官，倘若不是外廷助虐，怎麼會發展到如此地步。於是，他親自分列“讚導”、“擁戴”、“頌美”、“餡附”等名目.並告誡務必將內廷同惡者也列人。韓擴回答說不知內侍，崇禎帝一語道破天機：“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三月，《欽定逆案》頒示天下，以魏忠賢為首，分為六等，或殺，或戍，或禁錮終身，共260餘人。昔日不可一世的閹黨而今威風掃地。崇禎此舉贏得了朝野士人的擁護，同時也顯示了自己果斷、敢作敢為的氣質。崇禎帝一反神宗怠政，熹宗昏聯的做法，令朝野士民刮目相看，呼為“明主”。
崇禎除去閹黨，為恢複國家正常機製掃清了道路。早在即位之初，他就為天啟時遭陷害廢黝的大臣平反，該複官的複官，該起用的起用。崇禎元年正月，又對天下官吏進行考核；二月，舉行會試，四月廷試，且詢問士子如何治理天下。目的是想通過考核整頓吏治，通過科舉為腐朽的官僚政治灌輸新的血液。
中樞內閣的人選更是惹人注目。閹黨黃立極、李國桔被迫致仕後，崇禎帝命沿襲廷推舊例，由九卿科道從公博議，但不稱意，便突發奇想，采取枚卜法以選用閣臣。他召集大臣和科道官到乾清宮，先拜天祈禱上蒼佑護，再將推薦的閣臣姓名一一寫出，裝人金販之中，然後用著挾出。這次有幸被“夾”點人閣有前南京吏部侍郎錢龍錫、禮部侍郎李標、禮部尚書來宗道、禮部侍郎楊景辰、禮部侍郎周道登和少詹事劉鴻訓，俱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人閣預機務。遺憾的是，來、楊、周等人與閹黨瓜葛太深，每每與崇禎帝的意圖相悖，不到一年時間便相繼罷職而去。接著韓擴、成基命、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等人先後人閣。這些人中以東林黨人居多，當時被稱為東林內閣。老臣韓擴“先後作相，老成慎重。引正人，抑邪黨，天下稱其賢”。但崇禎三年（1630年），韓擴因袁崇煥案而被幼致仕。
考察崇禎初年間閣臣的政績，便不難發現，他們大都辦事謹小慎微，瞻首顧尾。好在秉旨辦事還算說得過去。崇禎帝求治的精神令這些大學士深為感動。每當經筵開講之時，他總是毫無倦意；召對廷臣，更是刻意訪求治國良策。崇禎元年八月，他又下詔：“非盛暑祁寒，日禦文華殿與輔臣議政”（《明史》卷二三《莊烈帝本紀》）。有時深夜仍召見閣臣謀畫。崇禎帝對廉明、和諧政治的殷切期望，又使他最忌朋黨，以及外廷與內廷的勾結。一旦察覺，他都嚴懲不貸。
崇禎帝注意整傷邊政，最重要的措施是起用天啟年間軍功顯赫的袁崇煥，以袁崇煥為兵部尚書，督師薊遼。崇禎元年（1628年）七月，他在平台召見袁崇煥，細問平定遼東方略。袁答道：
“如果戶部在轉輸軍響方麵配合，工部在供給器械方麵配合，吏部、兵部在用人及調兵選將方麵合作，而且朝廷不從內掣肘，五年之內全遼可複。”當袁侃侃而談時，崇禎帝起立傾聽良久，不時投以溫和的目光，表示讚許。對於袁崇煥的要求，他一一應允，並欽賜尚方劍，以專事權，便宜應事。崇禎向袁崇煥保證，朝廷方麵“卿勿疑慮！聯自有主持”。確實，對於袁崇煥的倚重高於其他朝臣，這不僅因為袁崇煥深孚時望，更主要的是因為崇禎帝寄希望於袁氏收複全遼，一洗前朝遼左恥辱。袁崇煥本著“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的戰略思想，履任不久即開始布防，整頓兵備，以祖大壽駐錦州，何可剛駐寧遠，趙率教駐山海關，相為特角。崇禎二年六月，袁崇煥在雙島（今屬大連市）誘斬總兵毛文龍，將原駐皮島（今朝鮮稱之鍛島）的二萬多精兵分為四協，置於自己的直接控製之下。盡管崇禎帝過去對袁崇煥有求必應，但乍聞此訊，也驚駭萬分，因為毛文龍雖然求炯太多，令人不悅，但他時常率兵深人後金腹地，對後金具有很大的牽製作用。不過崇禎帝最後還是褒揚了袁崇煥的這次行動，並傳諭四方，逮捕毛文龍在京的親信，以安袁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