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崇禎八年八月至次年六月間，基本上再沒有內臣外出監軍活動。可以說，士大夫取得了一個小小的勝利。正當他們為之陶醉慶幸之時，七月間，清兵又一次南下，兵至居庸關。崇禎帝一看形勢不妙，不假思索，即派太監李國輔、許進忠等分守紫荊、倒馬、龍門諸關。不久，清兵入昌平，直接威脅京師。祟禎帝令兵部尚書張鳳翼總督各路援軍，太監高起潛為總監，遼東前鋒總兵祖大壽、山海關總兵張時傑俱歸屬高起潛指揮。此後又以太監張雲漢、韓讚周為副總監，提督巡城、閱軍；魏國征總督宣府，鄧良輔為分守；盧維寧總督天津、通州、臨清、德州，孫茂霖為分守。從這時中官的委任來看，已不僅僅是監紀，而且是總督、分守，直接指揮人馬。在這次京城保衛戰中，高起潛畏懼不前，即使在清兵退歸之時，部將請戰，仍怯於追擊。但崇禎帝卻認為太監張國元、曹化淳守城有功，大加賞賜。此時，崇禎帝心中的天平已完全傾向於宦官。鎮守通州的兵部右侍郎仇維禎請罷內臣督兵，崇禎帝大為震怒，認為仇是“借題沽名”，擬加重懲，隻是忽然雷電交加，大雨傾盆，才處以滴戍。工部侍郎劉宗周進言：“今天下即乏才也，何至盡出二三中官下”；“中官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崇禎帝對此則不理不睬。崇禎十年（1637年），總督高起潛巡視邊鎮，永平兵備劉景耀、關內守備楊於國覺得對這樣一個宦官行屬禮是一種恥辱，於是，上疏自請免官。當時內閣首輔溫體仁擬旨，說總監與總督的禮儀體統是一致的，劉、楊二人“詢私瞻顧，殊屬藐玩”，遂將二人降職三級。自此之後，各地文武大臣俯首屈膝，一聲也不敢吭，大多數官員不得不苟安於現狀，內閣對於皇帝也隻是揣測、附和與奉承。同年十月，太監楊顯名總理兩淮鹽課，抵任不久，即疏參巡鹽禦史張養、高欽舜各侵吞稅銀幾十萬兩。從此，崇禎帝更加深信宦官，此後多年，他對宦官始終寵信有加。但到了崇禎十三年（1640年）三月，崇禎又對太監的權力加以限製，下詔撤回各鎮內臣。次年十二月，又令停止內操，不準內臣神宮等監及司局庫幹預外政。十五年（1642年）正月，再罷提督京營內巨。崇禎帝這幾次對太監權力的限製並不能說明他已恢複了對文臣的信任。文臣們麵對庸碌國君，時局日登，離心傾向愈益突出；而農民起義軍聲勢更大，清兵的威脅也日益緊迫了。
3.急躁偏頗用人失策
崇禎帝身處這樣一個積重難返、國事日非、內外困窘的局麵，急於重建太平盛世，弘揚朱家祖業，心情是可以理解的。雷厲風行，敢作敢為本來也不是一件壞事，但由於他的基本指導思想是急功近利，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治標不治本，結果隻會是適得其反。而崇禎帝性格中的偏狹特點更使得這種急躁在施政中產生嚴重的消極作用，也使他喪失了許多抑或可以苟延殘喘的機會。
崇禎帝性格的急躁與偏頗形成已久。初即位時，有一些有識之士即提出要達到天下大治，必須注意培養元氣，穩紮穩打。崇禎元年（1628年），左副都禦史楊鶴進言：自萬曆“三大征”起，加派頻仍，暴骨成丘；黨爭劇烈，善類誅譴一空。老百姓也好，封疆大吏也好，士大夫也好，元氣大傷。國家如同重病初起，百脈未調，易侵傷寒、求治的關鍵在於培養元氣。這是一種很有代表性的觀點。另一次，崇禎帝在文華殿召見大學士成基命，問他有何辦法整刷綱紀。成基命回答：這好比理亂絲，應先找出頭緒。驟然更變，隻會越理越亂。崇禎帝則認為：“慢則糾之以猛”，沒有一點猛烈之政改變不了局麵。崇禎二年，順天知府劉宗周上疏，以當時士大夫中少有的膽量係統地抨擊崇禎帝的求治方略。他認為皇上求治之心，操之太急，不免於見小利而窺近功。在以後兒年裏，他又屢次上疏，請皇上首除新炯，以收拾人心為本。然而，崇禎帝聽不進，認為忠心可嘉，但隻是些空話，於時局沒什麼補益，仍然對水深火熱中的百姓不斷加派，無異於為更大風暴的來臨不斷施加催化劑。劉鴻訓是崇禎帝首批親點入閣的，持政有為，最初深得崇禎帝敬重，但意見常與崇禎帝相左。後來傳說劉鴻訓背地說“主上畢竟是衝主”，崇禎帝聞知，認為劉有貳心，十分震怒，欲擬大罪。閣臣李標、錢龍錫認為劉不會這樣，請皇上察訪後再說辯。崇禎帝斷然說：“事已大著，何更訪為”。隻是由於大臣力辯，才一把劉鴻訓滴戍代州了事。
如果說性急是人的個性無可厚非的話，那由此而走向偏聽偏信或固執己見，則於政事影響很大。為了監視大臣，崇禎帝所采取的辦法是：依靠廠衛，鼓勵告發。有些大臣居然也認為廠衛不可少。戶部尚書孫居相家居時，在給友人的書信中有“國事日非，邪氛益惡”幾個字，不料被廠衛偵知，崇禎帝二話沒說，即把孫逮捕、滴邊。廠衛抓人、定刑，刑部不敢過問。有的明知是冤案，卻不敢平反，“若一翻廠招，異日借題羅織，官吏並命矣”。廠衛已為社會公害，崇禎帝卻佯裝不知。一些進諫之臣也因此紛紛罷官而去。崇禎互年（1632年），因彈幼宦官張彝憲而被削職的有工部郎中孫肇興、工部右侍郎高弘圖、南京禮部主事周鐮等。崇禎十五年，行人司副熊開元、給事中薑踩皆因直言觸怒皇上，崇禎帝令錦衣衛加以逮捕，並密諭衛帥駱養性將熊、薑二人殺死。左都禦史劉宗周疏請釋放二人，並說：即使二人有罪，也應當付之刑部，以錦衣衛行刑，“終於國體有傷”。崇禎帝怒道：“法司、錦衣衛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逮傷國體。”劉宗周竟被革職為民。
崇禎帝選拔人才不拘資格，重視實際才幹。左都禦史劉宗周曾請求進賢才、開言路，崇禎帝說：“目下烽火變徽甸，且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宗周回答道：“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論者但論才望，不問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崇禎帝認為“濟變之日，先才後守”；“大將別有才局，非獨操守可望成功”（《明史》卷二五五《劉宗周傳》）。“先才後守”的人才觀在特定的環境中有一定的道理。崇禎帝在位期間，曾多次諭令舉薦人才。崇禎七年（1634年）八月，詔舉堪任吏部尚書的人。吏部左侍郎張捷推薦名列逆案的呂純如和原兵部待郎唐世濟。不久，崇禎帝召集五府、六部、九卿、科道官說：吏部尚書是用人的官，“須要天下第一才品”，並認為呂純如屬逆黨，不可開此光例。崇禎九年三月，又令宗人府開列郡王子孫有文武之才，足以濟時者，由朝廷考驗授官，從而打破了兩百餘年來宗人不可任官的祖宗成例，足見崇禎帝求才之急。崇禎帝誼視人才一，自然難得.但實際情況並不盡如人意。崇禎十五年（1642年）五月，會推鳳陽、安慶總督，貪贓而被遣戍的馬卜英也名列其中。起初，崇禎帝憤怒之極，認為是吏部欺蒙，但刑部右侍郎徐石麒奏稱馬士英“頗有才略”。這才震怒頓息，說道：馬士英既然有邊才，那就試試吧。於是，命為兵部右侍郎總督鳳陽、安慶等處軍務。以後南明的曆史證明，馬士英結黨營私，是斷送弘光政權的罪魁禍首。另外，在崇禎帝重用的對付農民軍的將領中，有的恰恰是他認為才堪大任的，竟接受農民軍的賄賂，而坐失戰機。崇禎七年(1634年），五省總督陳奇瑜圍李自成等於興安縣境車廂峽內達兩個月之久。李自成部人馬死亡過半，“指日束手就擒”，但因陳奇瑜貪得李自成重寶，答應接受李部投降。然而，李自成出了車廂峽，就“縱橫不可製”了。
當然，崇禎帝也引用過一些所謂的人才，但由於他急躁與偏狹，或用之不專，或刻薄寡恩，或嚴刑隨其後，所用之人往往不能施展其才，也就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穩定的政治核心。
崇禎帝在位17年，所戮大臣不計其數，僅總督就有7人。除督師袁崇煥因崇禎帝誤中後金反間計被殺外，崇禎八年（1635年），槽運總督楊一鵬因鳳陽失守，遠救不及，被殺；崇禎十二年（1639年），三邊總督鄭崇儉未失一城，未喪一師，卻因楊嗣昌推卸在四川戰敗的責任，被削職，不久被殺；崇禎十三年，總督熊文燦因招撫失敗被殺。巡撫被殺有1l人，如：崇禎二年（1629年），薊鎮巡撫王應穿以克扣炯銀被殺；同年，宣府巡撫李養衝以侵吞晌銀7萬兩被殺；大同巡撫張翼明以蒙古括漢部人犯時，未能抵禦被殺；崇禎十年{1637年），順天巡撫陳祖苞因失城自殺，其子被禁錮終身；崇禎十二年（1639年），山東巡撫顏繼祖以清兵克濟南執德王被殺。等等。這些督撫有的是冤屈而死，有的是崇禎帝一時恨起，量刑失重。兵部尚書陳新甲之死，更是崇禎帝偏狹、刻薄的明證。崇禎帝曾同意與清議和。即位之初，就讚同袁祟煥以議和作緩衝之計。崇禎十年（1637年），兵部尚書楊嗣昌又欲行和議，崇禎帝私下允許楊嗣昌揣度機宜，但又下詔嚴禁邸報傳抄，主要是害怕外廷議論。崇禎十四年，清軍圍攻寧、錦，陳新甲因楊嗣昌推薦出任兵部尚書，亦主張和議。崇禎帝當時以邊兵靠不住，暫借和議以纖燃眉之急，但仍不準外廷知道。他之所以這樣做，一是看不起清政權，不願平等相待；二是怕因此影響軍民鬥誌。次年，陳新甲把計劃向傅宗龍說了，傅又告知大學士謝升，崇禎帝十分生氣，降旨切責陳新甲。其實，當時舉朝之人多數是主張議和的。此後，崇禎帝將議和之事專門委之陳新甲辦理。不料，陳新甲派遣與清議和的職方司郎中馬紹愉的密報被泄露，為外廷知曉。崇禎帝頓時雷霆大發，當即把陳新甲處斬，大臣們百般勸解也無濟於事。和議本是崇禎帝同意的，隻因保密不嚴，陳新甲就身首異處。
動亂之時，用嚴刑殺一做百是必要的，但一概嚴辦，沒有寬和，勢必怨氛四起，從而失去了嚴刑的懲戒作用。崇禎時內閣與七卿更替之繁是前所未有的。以刑部尚書而言，崇禎帝在位17年換了17任，其中有勺人因審獄時與皇帝意見相悖而受處罰。有明一代，閣臣不過160餘人，而崇禎一朝即有50人之多，占三分之一。與之相比，弘治帝在位18年，用相隻有7人。任人不專，使人不安其職，難以克盡職守。崇禎帝自以為知人善任，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這50位輔臣中沒有一人有相才和相業，很難找出一個才業可與“三楊”相比的，更不用說與張居正相比。雖然劉鴻訓、錢龍錫、韓擴、李標、孫承宗、錢象坤、文震孟等不能說無才，為人也較正直，然而他們任職一則主要在崇禎初年，二則在閣臣‘卜的比例較小。他們想幹一番事業，卻由於過分耿直，既不能見容於皇上，更為一批奸位之徒所排斥。閣臣較多的是一批庸碌之輩，如周道登、鄭以偉、程國祥、劉宇亮、範複粹、吳宗達、方逢年、姚明恭、黃士俊、李建泰、方嶽貢等。他們或拘於文墨，不通時變，或膽小怕事，委蛇其間，無所建樹。崇禎二年（1629年）正月，崇禎帝召見周道登時問：“‘宰相須用讀書人’，何解？”周答：“容臣到閣中檢閱回奏。”崇禎帝麵有溫色，轉而嘻嘻竊笑。又問：“近來諸臣奏內，多有‘情麵’二字，何謂情麵？＂周答道：“情麵者，麵情之謂也。”就連旁邊的大臣們也忍俊不禁。崇禎五年（1632年）人閣的鄭以偉更是笑話百出，居然有一次將奏章中“何況”二字當作人名，以致擬旨時有“何況著撫按提問”句。崇禎十一年六月入閣的程國祥在召對奏事時，隻知道回答“好”，“好”，餘皆一言不發。在閣臣中真正受寵信的恰恰是一些大奸似忠的人物，如溫體仁、周延儒、薛國觀、王應熊、陳演等。祟禎二年十二月周延儒人閣；崇禎三年溫體仁入閣。在這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大學士韓擴、李標、成基命相繼罷去。崇禎四年（1631年）六至八月間，與周延儒一起人閣的何如寵、錢象坤也致仕而去，從而宣告了崇禎初年所謂“東林內閣”的結束。溫體仁在閣8年多，人閣後即擠掉周延儒成為首輔，是崇禎朝閣臣中輔政時間最長的。溫胸無大誌，才識短淺，生性猜忌、陰險，而善於揣測上意。因此，盡管彈劫他的章奏屢上，而崇禎帝認為溫本仁不結黨，而常為之庇護，反而對於上疏的人每每從重處治。溫體仁輔政期間，倪元璐、黃景防、陳子壯、劉宗周以及大學士文震孟、何吾騁等都因得罪首輔，或降職、或削籍，文震孟在閣的時間隻有3個月。溫體仁、王應熊、吳宗達三人被時人譏為：“內閣翻成妓館，烏歸、王巴、蔑片，總是遭瘟。”溫，烏程籍，歸安人。王，巴縣人。吳，因無所作為，人稱“蔑片”。居於文官之首的內閣大臣竟然被目同“烏歸”、“王巴”，談何表率百官？這些人既不能團結百官，為上選才，也不能有所作為，補益時局，相反卻在崇禎帝急躁、嚴厲的性格上火上澆油。繼溫體仁之後，輔臣王應熊、張至發、薛國觀也都是平庸之輩，王應熊雖屢被彈動，崇禎帝卻因王為“己所拔摧，不欲以人言去也”。天下治亂，係於宰輔。崇禎帝任用的宰輔既多屬平庸、奸邪之輩，又怎能求得大治呢？明知失察，卻怕有損自己的“英明”形象，將錯就錯，又怎能正人心，舉大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