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2.豹房公廖絕無僅有
豹房，原是封建資族豢養虎豹猛獸，以供觀樂的地方。貴族玩豹的風習，恐怕不自明朝始。元代武宗朝就有“養豹者，害民為甚”的記載。明朝宮廷養豹、建豹房，似從宣德朝開始。宣德時設有“豹房勇士”，他們可能是馴豹人、也可能是供貴族觀賞的鬥獸士。有一次這些鬥獸士侵奪民房得罪，被杖並枷號示眾。
明代凡豢養禽獸的地方皆稱“房”，如馬房、象房、鷹房、豹房等等。有時“房”又稱“坊”，如象坊、虎坊，至今北京有些地方仍殘留這類名稱。關於正德朝豹房的位置，記載頗多歧異，如北京的東城、西城皆曾建有豹房（現多寫作報房），但都不是朱厚照住進的那個豹房。
朱厚照住進的那所豹房在皇城的西內太液池西南岸，臨近西華門的地方。這裏原有“虎城”，後又在其西北角建有豹房和百獸房。朱厚照所建的豹房當在此附近。豹房於正德二年開始建造，以後又不斷添造房屋。據正德七年1o月，戶部修建豹房工程的報告說：從開工到此時工程已進行5年，共費白銀24萬餘兩，共添造房屋200間。這次所建的200多間房屋，名為“豹房公癬”，實際上是朱厚照的一所離宮。為什麼既名“豹房”又名“公癬”，而不曰某某宮呢？根據這所公麻鄰近豹房的緣故，而加上豹房之名，這所公糜實際是朱厚照的一處辦事機關，而非單純遊幸的離宮，故曰公康，而不為離宮。雖雲豹房但與養豹之處關係甚少，豹房不過是皇上業餘時間的玩樂之所。這所“豹房公解”的規模很大，大概西華門內外都有公察的屋宇。據記載，“豹房”是具有“密室”的兩廂勾連櫛列的“迷宮”，這所建築既有居、住的密室，又有遊戲的豹房，附近還有教場，是訓練內操的地方，更建有佛寺，是宗教活動場所。“公癬”、“豹房”、“佛寺”、“教場”四個部分組成所謂“豹房新宅”。
正德二年的8月間，正德皇帝朱厚照從乾清宮遷至“豹房公康’居住。自此以後，一直到他死，都住在豹房。
按照明朝內廷的規製，皇帝的寢宮是乾清宮，是內延三殿的首殿，與外延三殿同處於皇宮由南到北的中軸線上。乾清宮被視為皇帝的正寢，顯示著帝王的尊貴身份。皇帝居於乾清宮這好像是一種常規，但正德皇帝又為了什麼要從乾清宮遷往豹房呢？個中緣由，是頗令人玩味的。當時朝野人士和後世的曆史學家都把朱厚照這種舉動，視為反常之舉。究竟算不算反常，還要從各種現實背景考察其緣故。
明朝從洪武到正德，曆11朝10帝，153年。在政治體製、基本國策、法製傳統、道德規範等方麵，似乎由定型到凝固，體現為皇室貴族、百僚軍民都要遵守的“祖訓”與“祖製”，尤其對皇帝的言行施政，具有很大的約束力。這些“祖訓”和“祖製”無疑成為後世皇帝的“緊箍咒”，有時就是一層硬殼，束縛著靈魂。朱厚照這位少年皇帝首先遇到的就是這層硬殼，緊緊地禁錮著他的靈魂和軀體。朱厚照童年時的嬉戲，少年時的遊幸，都不外想從這種硬殼中寬鬆一下。但他一方麵是“祖訓”“祖製”下的逃脫者，另一方麵又必須是一個“祖訓”、“祖製”的忠實執行者。他既是一位放蕩的少年，又是一位神聖的皇帝，這是他身上的矛盾。因為要作皇帝就隻能在這個僵硬的硬殼中生活，至於舒展個性或滿足人欲隻能在暗中進行，也就是像他前麵那幾位皇帝一樣明裏暗裏兩重生活。太祖和成祖他們都是創業者，“祖訓”、“祖製”是他們定的，當然他們不會有身居硬殼之中的感覺，可是在他們之後的那些守成之君，隻能把自己限製在“祖訓”、“祖製”的範圍內，對一切事物都不可能作變更或大的調整，即使他們的私欲和生活的放縱也不可超越傳統的界限，否則將被視為反常。“祖訓”、“祖製”是為了維護王朝的政策延續性和穩定性而構成的一種政治機製，它對於明初的小農業經濟社會結構和專製統抬是一種鎮靜劑，使王朝的政治經濟按照經驗觀念的規範運行下去。一但是公元15世紀中葉以後，社會危機摧殘著原有的統治基礎，這種機製也出了毛病，社會的現實要求對原來的經濟政治體例弊端進行改革，但既定的“祖訓”、“祖製”又牢牢地限製這種改革。明朝不像宋朝，宋朝還有王安石變法那樣的暫短的改革活動，明朝在正德以前似乎還沒有過象樣的改革運動。朱厚照的父親孝家朱佑橙的晚期曾有過整頓莊田、鹽法等項的打算，但是立刻遭到貴族與宦官的反對。正德一朝隻是在初年頒布即位詔，要改革一些弊端，但比曇花謝的還快，轉瞬即逝。朱厚照感到“祖訓”、“祖製”對他放蕩生活的束縛，而不想去突破它，實現政治經濟方麵的改革，來改善政治經濟環境。這位少年皇帝可以做出不少對“祖訓”、“祖製”的反常行為，而不是用“改革”辦法去改變“祖訓”。朝臣們也隻能用“祖訓”、“祖製”來樊籠少年皇帝，讓他在“祖訓”的硬殼中容忍生活，結果是朝臣與宦官權貴之間鬥爭越演越烈，而改革活動卻根本無由出現。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說說朱厚照住進豹房的幾個緣故，首先的一個緣故，是朱厚照體驗到皇宮裏籠罩著一種已經存在150多年、似乎發黴了的皇家宮廷生活氣息。他在身邊眾多的太監慫恿下，盡情發揮出貴族子弟“天賦”的那種放蕩家風。他的這種“放蕩”實際上是對“祖訓”束縛的解脫，並不是在政治意義上的反“祖訓”行動。
乾清宮是一個由“組訓”、“祖製”形成的宮廷規製最為莊嚴的地方，在這裏隻能以一個“祖訓”所許可的皇帝生存。每天要臨朝，要接見朝臣，要有一大堆章奏文件等待核準處理。而且這裏是全國觀聽所係，皇帝的一舉一動都有無數隻眼睛監視。更重要的是這裏時時處處被置於祖宗規製的統治之下，要想解脫這一切，隻有離開這個討厭的地方。
其次一個緣故，是自從劉瑾等人發動的那次“政變”之後，三位顧命大臣被斥退了兩位，大批朝臣被列入了“奸黨”榜，朱厚照作為一朝皇帝幾乎完全傾向了宦官、權貴勢力一邊。一種貴族統治的政治格局已經形成，一個由皇帝、大宦官及各權貴勢力結成的權力中心已經出現。這個權力中心，不再放在外朝，而在內廷，不在朝房，而在豹房。朱厚照仍然是這個權力中心的中心。他很自然地由乾清宮轉移到豹房了。
最後的一個緣故，是朱厚照在豹房為所欲為的“自由度”大大加強了。凡是在乾清宮不能做的或不便做的，都可以在豹房做到。
朱厚照從十六七歲就住進豹房，直到他死在豹房，曆十三四年之久。讀者千萬不要誤會，以為朱厚照住進豹房就放棄了朝廷的權力。
“豹房公麻”是中國政治製度史上一個非製度化的權力機構，也是明代政權結構上的一個例外。它是在封建官僚製度成熟的條件下一種貴族統治形式。
3.官逼民反寧王興兵
劉瑾被處死後，宦官們的氣焰稍有收斂，同時，朝臣們也對他們采取了妥協態度，承認了這幫新貴已經形成的政治地位。這期間朝廷先後采取了一些緩和社會矛盾的措施，對時政不無小補，但終究無法解決明開國以來日益發展的各種社會矛盾，王朝的危機於是步步加深。、
武宗皇帝並沒有從朱賓錯叛亂和劉瑾事件中吸取什麼教訓，享樂的花樣仍在不斷翻新。但實際上，明朝的經濟和政治情況這時候已經相當糟糕，開國時期還不太明顯的社會矛盾這時已有所發展。朝廷已逐漸失去對土地的控製，代之而起的是整個地主階級對土地的兼並狂潮。在商品經濟的刺激下，就連皇帝也投人喲這場土地掠奪之中，成化時憲宗將沒收太監曹吉祥在順義縣的土地立為宮中莊田，孝宗時徽內皇莊有5處，占地12800多頃。武宗即位之初，在劉瑾等人慫恿下，新建皇莊7處，後增至30餘處，占地37000多頃。皇帝尚且如此，那些藩王、勳戚、官僚貴族及中官就更不在話下，他們通過乞請、賜給等方式，兼並了不少土地。成化時，隆慶長公主圈占武清縣地300頃及玉田等縣地4000餘頃；世守雲南的黔國公沐家，正統時就已有莊365區；那些得勢的宦官如汪直、劉瑾、穀大用等無不占有大量地畝，汪直霸占的土地竟多達2萬餘頃。各地地主的兼並也異常激烈，大批小農破產，陷於顛沛流離境地。豪族勢要之家又利用“詭寄”、“花分”、“飛灑”等非法手段將賦稅負擔轉嫁到農民身上，形成“有地無立錐而籍逾頃畝者，有田連降陌而版籍無擔石者”的情況。
土地兼並狂潮有如洪水猛獸一般吞噬著各地的小農經濟，驅趕著大批小農從土地上流亡。封建國家的稅源日益枯竭，官府為維持稅收，就把已逃亡農民的賦役轉嫁到未逃亡的農民身上，謂之“陪納”。陪納又驅使留下的農民也不得不逃走，使得流民的數量越來越多，形成惡性循環。公元IS世紀中葉以後，中國的自然災害嚴重，長江下遊經年水災，北方幾省連年大旱，就連富庶的江南地區也流民成群。流民遍及各省，他們覓食四方，生活十分困苦，社會上各種矛盾日益尖銳，遭受沉重剝削與壓迫的農民不得不起來反抗，而不斷爆發農民起義。據統計正德朝的16年中有規模的流民起義有30餘次之多。
正德四年（1509年），四川保寧人藍廷瑞、都本恕、廖惠等28人領導農民起義，分別號稱順天王、刮地王、掃地王，打垮了官兵的進剿，起義群眾多為來自漢中、荊襄地區的“流徙之徒”，人數發展到十萬之多。正德五年（1510年），明政府調集了四川、湖廣、陝西、河南等處兵馬分路進攻義軍，在官軍的圍追堵截下，起義軍損失很大。正德六年（1511年），總製軍務洪鍾以宴會為名，將藍廷瑞、郡本恕騙至軍營逮捕。這支起義軍雖被鎮壓，但川南方四、曹甫領導的起義又活躍起來，這場鬥爭時起時伏，直到正德九年（1514年）方才平靜。
正當四川農民起義軍與官軍浴血奮戰之時，在明朝的京瓷地區已發生了一場明中葉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河北流民起義。
這次起義的發生地京歌地區是當時社會矛盾最為激烈的地區，皇莊、宮莊和各種莊田在這裏星羅棋布，僅順天府就有皇莊22處，皇親張延齡在京南有賜田16700多頃，權宦們所占土地也多分布在這一地區。武宗曾將朝陽門外一大片土地賜予劉瑾作莊田，因而拆毀民房3900餘間，發掘民墳2700餘座。這裏的農民除了擔負政府規定的裏甲均搖等搖役外，由於靠近京師，處於水陸交通的要衝，又增添了許多額外、臨時的雜泛差役，如砍柴、抬柴、養馬、京班、皂隸、水馬二站等。譬如官馬之役，官府把官馬放養於民家，遇到馬匹倒死，養馬戶就要傾家蕩產地賠償。苛重的搖役使百姓疲於供應，生活於顛沛流離之中，到了走投無路的困境。
這次起義的領導人劉六、劉七、楊虎，是霸州文安人。有材料說劉六、劉七為金吾右衛的屯軍，也有的說是普通的農民，總之是社會的下層百姓。他們個個身體強壯，俠肝義膽，嫻於騎射，有很好的軍事組織才能。在起義爆發之前，劉六等人通過在宮廷內作宦侍的同鄉，曾進入豹房觀看過武宗跳鞠，原來籠罩著種種神秘色彩的皇帝不過就是個墩鞠的頑童而已，這更堅定了他們反抗的決心。
這次起義是由小股的義軍逐漸彙攏而成的。正德六年(1511年）正月起義軍已發展到數千人，在敬南地區活動一段時間後，開始向山東、山西、河南等地進軍。最初並未對這次起義予以重視的明武宗，這時感到了事態的嚴重，連忙研集京營中的精銳部隊，委派惠安伯張偉為總兵官，右都禦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想一舉撲滅這次起義。又下旨斥責各地方官不體恤下民，未能認真執行政府頒布的鐲免法令，特命都察院出榜給直隸、山東、河南、四川、江西、湖廣、陝西、福建、兩廣等地州縣，凡發生動亂之地，概免稅糧一年。
正德六年（1511年）四月，馬中錫、張偉率京營軍離京出征，表而土氣勢洶洶、不可一世，其實由於當時承平日久，戎政廢弛，軍士都是些膏粱子弟或市井遊惰之人，既無良好的軍事訓練，又無實戰經驗，沒有什麼戰鬥力，幾次受挫後，不對交再次出擊、〕
起義軍此時則長驅於河北、河南、湖廣、山西之間。六月，楊虎率一支起義軍從山西過河南回到文安，與劉六、劉七刀合，逼近京師，北京城全城戒嚴。武宗眼看京軍節節敗退，抵擋不了義軍的攻勢，隻好聽從了兵部尚書何鑒的提議，決定調遣宣府、延綏二鎮邊兵人援中原。
這時候的武宗再也不敢終日盤遊，掉以輕心了，他清楚，朱真鐳的叛亂和劉瑾的謀反都不過是些肘腋之患，算不得什·麼大事，而這些農民起義則不然，曆史上多少個強盛的「朝都在他們的振臂一揮中土崩瓦解，多少位天子王侯都在這些扶犁黑手中葬送了性命，想到這些，武宗才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懼，從而采取種種扼殺起義軍的措施。一七月，武宗派遣英國公張愚等選擇吉日祭告天地宗廟、社櫻山川以及明皇陵鍾山、天壽山之神，並令各地守臣祭告天下嶽鎮海讀，以期得到百神的靈佑，渡過這個難關。正在這時，大學十李東陽、尚書楊一清先後以年老多病幾次請求告老回鄉，武宗為了穩住政府的陣腳，以今天下多事，尚希倚毗，不允所請。還發下賞格，凡能抓到或殺死起義領袖劉六、楊虎等人者，即授世襲正千戶；文武官員則官升三級，皆賞銀1000兩。以圖用此激勵官軍，瓦解義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