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在遷往韓州的次年，金太宗曾將徽宗之女6人賜給宗族為妻，這時均已生子，太宗法外施恩，賞給徽宗“嫌絹十端（匹）”，並讓他和女兒相見。徽宗感激涕零，連上兩表，向金太宗叩謝。第一表中說：臣趙估伏奉宣命，召臣女6人賜給內族為妻，臣理應具表稱謝。陛下聖恩深厚，可憐臣奔波萬裏，流寓四方，如今得與皇族結親，可算是宗藩有托。臣已播遷4次，“顧齒發以俱衰，指川途而正邀，獲居內地，周間流言，得攀若木（神話中指長在日人處的一種樹木）之枝，少慰桑榆之景。”臣一定保持晚節，力報聖恩。齒發俱衰而奔波無已，這對於一個年近半百的老人來說，確實是艱難異常的跋涉，“指川途而正邀”是說他不知何時才能結束這種羈旅生活，“得攀若木之枝，少慰桑榆之景”，是希望在金太宗的庇護下，能有個安定的晚年。隻要能生禦哄拱鮮玫的事似乎都無暇考慮了。
在第2表中徽宗對金太宗再次表示硯姍麟考忱。這篇抓用筆墨蘸著淚水寫成的表文，哀婉淒楚，就姻腸肺心口人讀了，也不能不灑一掬同情之淚：t舒歲＿，氣甲.飛
天恩下逮，已失秋氣之寒，父子相勸口解覺刃民份
光之暖。逮沐絲綸之厚，仍蒙嫌維之顧，衛目叼盼貸鄉嗯
言，驚惶無地！竊以臣舉家萬指，流窩三年，每憂
坳口之難，忽有聯親之喜；方皮季子（指戰國時的
蘇秦）之敞，誰憐範叔之寒！既冒寵榮，愈加驚悸。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唐仁及物，舜孝臨人，故此冥
頑，曲蒙保衛。天階咫尺，無緣一望於清光；短艇
飄搖，自此回吟於魏闊。
就是因為這10匹絹，竟使徽宗頓覺生意盎然，一場普通的父女相見，竟如春光之暖，乍看起來，似乎不近情理，但對於一個失去自由的囚徒來說，已經使地“感涕何言，驚惶無地”了。流寓數載，度日維艱，幸賴與金人結為姻姬，才得到了金太宗的格外照顧，這10匹絹不窗是窮愁潦倒、功名蹭蹬的蘇秦忽然時來運轉，登上了相位；不舍是行將凍斃街頭的範唯，得到了須賈的一領娣袍。這真使徽宗有受寵若驚之感了。
在荒涼偏僻的邊睡小鎮五國城，徽宗鞍馬勞頓，來不及洗去風塵，又得上表致謝。在謝表中，他吹捧金太宗“大造難酬，撫躬知幸，”又信誓旦旦地表白自己“自惟譴咎之深，常務省循之效，神明可質，詛敢及於匪圖。”最後又是對金太宗的恩澤心往神馳，感戴莫名；“回瞻象圈，拜握澤以馳心；仰戴龍光，感孤情而出涕。”翻來複去，還是那些感恩圖報的套話，使人讀來，味同嚼蠟。但是，在那個特定環境中，他還能說些什麼呢？
從此以後，徽宗便在五國城居住了下來，一直到死未再播遷。公元1130年（建炎四年）九月初五日，也即徽宗遷人五國城3天之後，鄭皇後在顛沛流離中撒手而去，終年52歲。自淪為囚虜後，他們夫婦相濡以沫，互相照顧，如今鄭皇後卻撇下他獨自而去了，徽宗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刺激。“空床臥聽南窗雨。誰複挑燈夜補衣？”這是差不多與徽宗同時的北宋詞人賀鑄悼亡詞中的兩句，用來形容徽宗此時此刻的心情，真是再恰當不過了。
公元1131年（紹興元年），徽宗嫁給金人的女兒中有兩人生子，金太宗甚為高興，賜兩人白金10錠，又愛屋及烏，賜給徽、欽父子“時服各兩襲（兩套）”，徽宗在謝表中稱：“臣托居宇下，久荷殊施，結篤蘿於天家，自慚非分；采薪菲於寒族，受寵若驚。”皇後曆盡劫波而死，女兒被金人強行搶人宮中成親，如今還得強顏歡笑，拜表謝恩。“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徽宗的心已經麻木了。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公元1133年（靖康三年）六月，徽宗的第15子沂王趙楞，驗馬都尉劉文彥為了改變自己的艱難處境，取得金人的信任，“首告太上謀反金國”，千戶李荃接打易接受了狀詞。消息傳來，徽宗疑信參半，又驚懼不已。他剛遣駒馬蔡像前往詢問，金人已將沂王楞、咐馬劉文彥押解而去。徽宗急忙召集親屬、臣僚商議對策，徐王趙棣因染疾未痊，不能與會，其他人皆聞召而至。一個個麵麵相覷，除了歎息之外，竟是無計可施。蔡像說：“我輩前日不死國難，導致二帝播遷，已有愧於前人，不意逆黨出於至親至愛之間，捐軀效命，正在今日。願諸公盡力赴難，若有人退避者，神明碰之。”言詞慷慨，與會者莫不泣下。七月中旬，金人遣兩使者前來勘問，並要求徽宗對簿公堂。徽宗派徐王趙棣、附馬宋邦光懇求，金人仍堅持前議。徽宗無奈，再派欽宗、信王趙棒、驗馬都尉向子晨內侍王若衝同往，經再三哀求，金人才允許徽宗免於前去。第二天，金人將沂王趙楞、附馬劉文彥帶到徽宗居處之側、蔡像寓所審問。審問持續了3天，沂王楞、劉文彥承認是誣告。金人征求徽宗處理意見，徽宗出於父子天性，為兩人緩頰說：“二子悖逆，雖係誣告，天倫之屬，豈忍為之。’，但是金人卻不能容忍這些性逆不孝之徒，下令把兩人殺死。事過之後，蔡像上疏，請求徽宗閉門思過，以畏天戒。徽宗答道：“老夫自聞男楞等有誣告之事，深悟眾叛親離，反求諸己，周知所措。若非洗心革慮，則何以全身遠害，寡悔寡尤！顧惟一體，其害尚輕，苟使坐累諸人，複何麵目可以自存！”從此以後，徽宗愈加沉默寡言了。
時光不居，歲丹如流，轉眼到了公元1135年（紹興五年）。這年正月，61歲的金太宗吳乞買崩逝，太祖阿骨打之孫完顏直即位，是為熙宗。二月間，韋賢妃從上京洗衣院獲釋，來到五國城與徽宗相聚。韋賢妃被俘北上時，才38歲，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如今柳憔花悴，荊釵布裙，與昔日已判若兩人了。她與徽宗於公元1128年（建炎二年）十月勞燕分飛，天各一涯，度過了漫長的7年，直到這時才得相見，真是“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釘照，猶恐相逢是夢中”了。兩個月之後的四月二十一日，心力交瘁的徽宗，一病不起，魂歸道山，終年54歲（按：《金史》作四月二十三日，《東都事略》作四月二十二日，均係傳聞之誤。《宋史》、《呻吟語》、《皇宋十朝綱要》均作四月二十一日，今從之）。當時滯留在燕山的宋朝兵部侍郎司馬樸、朱井喪服哭祭、朱棄的《送大行文》中說：“臣等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異域殊鄉，犯風霜於將作。節上之旎盡落，口中之舌徒存。”由徽宗的死想到自己的際遇，真是無限辛酸！囚禁在金國的洪皓，也派人到燕山建道場作功德，“諱日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舊臣讀之皆揮涕。”然而盡管宋朝舊臣懷念故主，但在金國卻沒有引；起任何反響。就這樣，徽宗在吞下了自己種的苦果以後，帶著遺憾，帶著憤慈，帶著迷惘，死在了異國他鄉！
徽宗臨終時，遺命葬於內地，熙宗打算許可，但朝中大臣均執異議，隻得作罷。按照金國風俗，“死者埋之而無棺撐”，因而徽宗與鄭皇後皆用生絹裹葬。公元1137年（紹興七年）高宗才知徽宗已段，溢為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廟號徽宗。公元1139年（紹興九年）高宗皇後邢氏段於五國城。公元1141年（紹興十一年）二月，熙宗贈徽宗為天水郡王，封欽宗為天水郡公，賜第上京（按：此時金國都城已遷往會寧府〔黑龍江阿城縣南白城〕，命名為上京，原上京改為北京）。欽宗當時在羈禁之中，不可能遷往上京。這年十一月，宋、金達成紹興和議，兩國以淮水中流為界，宋割唐（河南唐河）、鄧（河南鄧州市）2州給金，歲輸銀、絹各25萬兩、匹。十二月，抗金民族英雄嶽飛慘遭高宗，秦檜一夥殺害。
宋、金既已結束敵對狀態，兩國關係有所緩和。公元1142年（紹興十二年）三月，熙宗冊高宗為帝，歸還徽宗、鄭皇後、高宗邢皇後梓宮，並準許高宗之母韋太後歸宋（按：《宋史》係其事於二月，今從《金史》）。臨行前，喬貴妃與她相抱痛哭說：“姊此歸，見兒即為皇太後矣，宜善自保重。妹妹永無還期，當死於此。”又說：“姊姊到快活處，莫忘了此處不快活。”悲戚之情真是溢於言表！
這年四月，徽宗、鄭皇後、邢皇後的靈樞與韋太後發自五國城，高宗“遣孟忠厚為迎護梓宮禮儀使，王次翁為奉迎兩宮禮儀使”，金人派完顏宗賢、劉掏護送靈樞，高居安護送韋太後。八月十日，靈車及韋太後進人楚州（江蘇淮安），二十三日，高宗親至臨平鎮（浙江餘杭縣臨平鎮）迎接，母子聚首，抱頭痛哭。十月，葬徽宗、鄭皇後於會稽永固陵。公元1143年（紹興十三年）溢徽宗為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將永固陵更名為永佑陵。
公元1285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不逞之徒發掘南宋諸帝陵墓，徽、欽之墓也遭洗劫，但“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集一枚而已。”實際上，金人許諾歸還徽宗骨殖，不過是出於宣傳上的需要，以掩人耳目而已，“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嚐還也。”
中華名人百傳十大淫君
九、荒唐帝王
——明武宗
中華名人百傳十大淫君中華名人百傳十大淫君1.立皇帝坐皇帝
武宗出生於弘治四年（1491年）冬十月，次年三月被立為皇太子。因孝宗忙於政事，無暇關心他的教育，他的幼年是在宦官群中度過的，於是他與宦官建立了一種特殊的感情，這對武宗的一生產生了很大影響，使他對宦官的寵信到了至死不悟的地步。《明史》卷一六《武宗本紀》中就有這樣一段記載：“乙醜，大漸，諭司禮監曰：‘聯疾不可為矣。其以聯意達皇太後，天下事重，與閣臣審處之。前事皆由聯誤，非汝曹所能預也。”，
武宗周圍的宦官大多是市井之徒，沒有文化，卻對騎馬、角抵、跳鞠、搏戲般般精通，為了博得皇儲的歡心，他們一味引導武宗做各種各樣的遊戲和運動，使武宗人迷。宮中曾有踐園亭，就是武宗幼時踢球的地方。武宗歲數稍大後又醉心騎馬射箭，每日不得消停，孝宗非但不製止，反予以認可和讚賞，稱他是“安不忘危”，有尚武精神。武宗登極後，在一些貼身太監慫恿下，皇城已圈不住他的馳騁，有時竟挾帶弓矢，單騎跑到郊野去射殺鳥雀。他為了出獵，還豢養了大批獵鷹、獵犬。當時的大臣就常看到退朝後的少年天子，在大批帶刀披甲、臂架獵鷹的宦官簇擁下，從禁門哄然而出的場麵。
或許是受了這些市井出身的宦侍的影響，武宗對市民的生活也頗感興趣，傳令宦侍在禁內設立市肆，叫宦官扮成買賣人模樣，端著算盤，持著賬簿，極認真地在那裏討價還價，還特意派出市正做調解工作。由宦官開設的酒肆連次櫛比，裏麵絲竹管弦，不絕於耳。武宗在宦侍的簇擁下，出入其間，肆意遊樂，又詳設勾欄，以宮女充當妓女助酒，喝醉了就留宿其中。
與曆朝皇太子的教育一樣，武宗尚在東宮時，就有包括劉健、李東陽、謝遷等內閣重臣在內的大批官員為其講誦、伴讀，向他灌輸傳統的儒家思想，希望他回到規範的帝王道路上來，成為一個勤政有道的明君。和聲色犬馬相比，經筵講官所授的那些潔屈葺牙的《尚書》、索然一無味的《資治通鑒》、《大學衍義》以及講官呆板的說教，都不能弓l起童心甚盛的少年皇帝的興趣。但孝宗健在時，曾數幸春坊考問武宗的功課，使武宗無可奈何，因而“未嚐少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