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南宋王朝的臣僚們，包括那些力主投降的人們在內，卻總認為這是過分丟臉的事，總應當盡量避免赤裸裸地進行那樣的表演才好。所以，在朝堂上聚議此事時，有人便建議說：
“既然北麵拜受金人詔書，已成為無法改變的事，那就最好把我朝祖宗的‘禦容’都陳列出來，而把金人的‘詔書’置於祖宗‘禦容’中間，這樣，就假稱是在跪拜祖宗禦容，麵子上也過得去。”
大臣們紛紛議論了好幾次，卻終於還是做不出最後的抉擇。
秦檜在全朝大臣的壓力下，表麵上上表請罪，實際上還在積極籌辦有關對金投降的全部事體。
在如何接受金朝國書的這件事上，秦檜在家中和宰相府裏，也是天天議論。有一天，給事中樓炤向他建議道：
“《尚書》上有‘高宗諒簡，三年不言’，‘百官總已以聽於塚宰’的記載，皇上目前也正在守喪，丞相豈不正可引此為據，代替皇上去跪拜接受這份‘國書’嗎？”
秦檜聽了這些話語，恍然大悟。於是，他和趙構商定，由他以宰相身份去跪拜接受金朝的“詔書”，趙構則躲在深宮中，不用親自出場。
然而，在張通古提出的要求當中，除了要皇上跪接“詔書”外，還包括在接受了“詔書”之後，要把它安置在皇帝的專車“玉輅”當中，送往南宋的朝廷，把它收藏起來。並且要來的文武百官們，一部分在玉輅之前引路，另一部分則在玉輅之後護從。
這些也必須照辦不誤。
臘月二十八日，秦檜作為趙構的代理人，到左仆射府去拜見了張通古，並且跪拜接受了金國的詔書。
他敬謹遵守張通古的旨意，在事前就把“玉輅”安置在館門之外，並且叫三省中的一些吏員分別穿上緋色的或綠色的服裝，腰間各帶銀魚，裝扮成一般官員模樣；樞密院的一些吏員則穿上紫色服裝，腰間佩帶金魚，裝扮成更高級官員模樣，等到“詔諭江南使者張通古”出來之後，或作前導，或作扈從，一路上既護衛金的詔書，也護衛金的使臣。
接受了金朝的“詔書”，亦即承認了南宋隻是金朝的藩屬，承認了金、宋之間的君臣關係。“詔書”中的語氣，早已把這種君臣上下之分充分表現出來，它不再像以前的國書那樣，把南宋視為對等的國家，就是對趙構也開始直呼其名了。
對此，南宋趙虹之在他的《遺史》中說道：
通古所持用，其辭不遜。上皆容忍之！
意思是說，張通古對待趙構極盡侮辱、傲慢之能事，但趙構都能容忍。
紹興九年初，趙構下詔說：
大金已造使通和，割還故地，應官司行移文字，務存兩國大體，不得輒加詆斥。布告中外，務令知悉。
金朝的詔書早已不把南宋作為對等國家看待，其中又全是以上臨下的語氣，亦即南宋人所說的“其辭不遜”，可見在金朝一方原無所謂“存兩國大體”這一概念，而趙構此詔，無非要限製南宋所有具有國家民族意識的臣民，再不要對他和秦檜的屈膝投降行徑加以討論和非議。
到正月初五日，趙構又下了第二道詔書說：
朕，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為人子孫不能保其所付，為人父母不能全其所安……
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車內之於戈，用全民命。自茲愛養士卒，免罹轉戰之傷。
在這一道詔中，趙構雖然掩蓋真相，欺弄國人，並極力形容金朝對宋怎樣的皇恩浩蕩，然而隻因有“上穹開悔禍之期”一句，卻仍使金朝貴族大為不滿，以為不應當歸德上天而不歸德金人。
趙構在頒布這道大赦詔令之後，接著又派遣韓肖胄去金國回訪，派遣王倫去作交割地界的專員，派遣方庭實去宣諭汴京和西京洛陽、南京歸德、北京大名諸地。
派遣周聿、郭浩去宣諭陝西，派遣郭仲荀去做汴京的守臣，派遣皇親趙士褒、張燾去河南“恭謁祖宗陵寢”，還派遣樓炤到永興等路去“宣布德意”。
以上所派遣的七種使臣，全都隨身攜帶了數量浩瀚的官吏兵民同往，每種使臣的開銷都不下30多萬貫，總而計之，其所費至少應在200萬貫以上。
趙構、秦檜在搞成了喪權辱國的對金投降罪惡勾當之後，竟是那樣的得意洋洋，那樣拚命地擴大宣傳，其目的隻是企圖此後能順順當當地仰承金人的鼻息，對東南半壁的人民繼續進行其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他們已不知羞恥為何物了。
南宋王朝紹興九年正月五日的赦書，於一周以後的正月十二日遞送到鄂州的嶽家軍營。
赦書中所談到的“新複州郡”的一部分，即西京河南府一帶，原即劃歸嶽飛的轄區之內，按照定例，嶽飛應當在接奉這道赦書之後上表致謝。
嶽飛就利用這一機會，委托幕僚當中那個出身河朔、豪俠尚氣的張節夫撰寫了一封謝表：
今月十二日準進奏院遞到赦書一道，臣已即躬率統製、統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
觀時製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睿澤誕敷，輿情寄悅。臣飛誠歡誠待，頓首頓首！
臣幸遇明時，獲觀盛事。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麵有慚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以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詞而益幣者進。
臣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複仇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今稽賴以稱藩！
嶽飛雖自稱是“奉表稱賀”，其實這與其稱作“賀表”，遠不如稱作“抗議書”更為確切。
賀表突出地表達了這樣的意思：
金人是不可怕的，為了暫時解除國家的危險而他們簽訂盟約，還是可以的。如果要使宋廷受到了四夷的尊重，這就不是長遠之計了。臣身為大將，因為沒有建立什麼勞功，口誦詔書，感到萬分慚愧。
對於國家的前途，仍然表示深切的關心和憂慮，唯恐無緣無故而主張向敵人請和的小人，將要因此置身朝廷的而受到重用。為此，臣願意繼續麾軍北指，渡過黃河，收複燕雲，為國複仇。
這道所謂《賀表》，悲憤激昂，壯懷激烈。它迸發出多年來鬱結在嶽飛胸中的積憤，也凝聚著全國億萬人民從丹田釋放出來的心聲，因而更能激勵人心，鼓舞士氣。在它傳布出來之後，立即被人們傳誦在口。
由於嶽飛大軍在握，而這支大軍又是當時最精銳的勁旅，所以他在《賀表》中寫進了這樣一些話語，也更顯得格外響亮，格外雄壯。它給予所有具有民族意識的南宋人民和官僚士紳以極大的希望、信心和力量。
然而也正是因其如此，便又惹得秦檜、趙構等民族敗類對嶽飛恨得咬牙切齒。
具有反抗惡潮逆浪的勇氣，並挺身而出與之搏鬥的人，是最應贏得世人尊敬的人，而嶽飛用其全副身心精力與之搏擊的，卻正是當時最大的逆浪和惡潮。
紹興九年正月十一日，南宋王朝為了慶賀“和議”的成功，把京湖宣撫使嶽飛和川陝宣撫副使吳玠的官階都晉升為從一品的開府儀同三司。
朝廷在晉升嶽飛的《製詞》中，把嶽飛與西漢的衛青、霍去病和東漢的岑彭、賈複相比，說他臨敵有智略，決策若神明。全文雖都是褒獎之詞，卻又全都沒有超出嶽飛和嶽家軍的實有的軍功之外。
這樣的一道褒獎詔令，其用意是對嶽飛進行籠絡，使嶽飛不要再對這次的所謂“和議”從中作梗。
然而，趙構、秦檜所企求的這一目的，不僅沒有達到，相反，嶽飛還借用“辭免”的機會，對這次所謂“和議”進行了又一次無情的抨擊：
臣初捧製文，尚懷疑惑：豈謂非常之典，遽及無功；又於二月十四日準本司往來幹辦官王敏求差人資到前件告一軸，乃知朝廷以逆虜歸疆，而將閫之寄例進優秩。不唯臣一己私分愈切驚惶，至於將士三軍，亦皆有麵見麵目。
嶽飛在這裏既提出了“豈謂非常之典，遽及無功”，作為他不應晉官加封的理由，也說到“至於將士三軍，亦皆有麵見麵目”，借以表達嶽家軍全都反對這次借和議之名而屈膝投降的強烈反應。
宋朝的文武大臣，每逢進官升秩等事，總都要上表辭謝，大致都是在辭謝三數次之後方肯受命。
就嶽飛的這首《劄子》的內容看來，態度倔強，措辭激切，用意決不在於履行一些照例的公事，而是堅決地不願意把自身和嶽家軍全體人員也被裹入趙構、秦檜賣國降敵的罪惡勾當之中。
然而，南宋王朝的當權者們卻不肯作這樣的理解，於是又依照慣例下詔給嶽飛，不許他再上書辭免。嶽飛在二月二十七日接到不許辭免的詔書後，又上書懇辭，說道：
臣近者累犯天威，力辭恩寵，庶幾陛下洞燭危懇，終賜矜從。而溫詔諄諄，未回睿聽。跼地籲天，不知所措。
夫爵賞者人君所以為厲世磨鈍之具，人臣得之，所以榮耀鄉裏而顯貴宗族也，誰不欲貪多而務得哉！然得所當得，固以為榮；受所非受，反足為辱。
伏念臣奮跡羈單，被恩優腆，使臣終身隻守此官，已逾涯量；豈可分外更冒顯榮，伏望陛下檢會臣累次劄子，追寢成命，特降俞音，庶使微臣少安愚分。
嶽飛一道道奏章，嘔心瀝血，慷慨陳詞，但是並沒有使趙構、秦檜等人回心轉意。他接著又上書給趙構，要求準許他帶兵馬去西京洛陽恭謁灑掃先帝的陵墓。
開封是北宋的首都，也是北宋的宗廟社稷之所在；而洛陽則是北宋各代皇帝陵墓之所在。這兩地都包括在這次金政權賜予南宋的地區之內，因而當趙構、秦檜對“和議告成”大事粉飾誇說之際，秘書省正字範如圭當時向趙構建議說：
“金國既然已經把兩座京城的版圖歸還給我們，而祖宗的陵寢又近在咫尺，我們何不去祭奠一下，這樣上可以告慰神靈，下可以安撫民意，不是很好嗎？”
於是，在紹興九年的正月上旬之末，趙構便派遣了判大宗正事的趙士褒和兵部侍郎張燾一同到洛陽遠郊縣區去朝拜那八座陵墓。
至於宗廟，則因開封城市還沒有辦好“交割”手續，趙構是不敢貿然派人前去“朝、修”其宗廟社稷的。
至二月中旬，趙士褒和張燾從臨安出發，要經由武昌、信陽、蔡州、潁州以達洛陽。由於這些地點全在京西湖北宣撫使嶽飛的轄區之內，趙構於趙、張二人出發時便又下令給嶽飛，要他負責供應修理諸陵墓所需的人工和費用。
其實，嶽飛在正月十二日看到那份所謂“講和赦書”之後，就已經寫了一道奏章，表示要躬詣諸陵進行灑掃。其奏章略謂：
西京河南府係臣所管地分，自劉豫盜據以來，祖宗陵寢久失嚴奉，臣不勝臣子區區之情，欲乞量帶官兵，躬詣灑掃。謹錄奏聞，伏候敕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