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年，曾國藩還受命處理了由洋教堂“迷拐幼孩”虐殺嬰孩引起的“揚州教案”和“天津教案”。他處理的天津教案，最後除了“懲凶”外，還賠償法國和撫恤法國傳教士白銀46．5萬兩，賠償英國2500兩，美國4785兩，撫恤沙俄死者3萬兩。
曾國藩的殘民辱國，激起了人們紛紛遣責他，“責問之書日數至”。為了緩和矛盾，1870年8月29日，清廷不得不下令調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
自“剿撚”失敗後，曾國藩就一直心情不暢。辦理教案以來，經常受眾人指，這使他的心情更加鬱鬱不樂，辦理天津教案前，他已有肝病，右眼失明，左眼迷蒙，時發眩暈之症。回到江寧後，他心情更加悒鬱，衰退日甚。
1872年3月12曰，曾國藩一命歸天。年61歲。，
曾國藩權術大觀
曾國藩的一生，雖然將“仁義禮智信”和“誠”時時掛在嘴邊上，但常常言行不一，這也是他最受人合議之處，“以禮自治。以禮治人”，實現“禮”的最高境界，是曾國藩的政治理想，而“仁”和“刑”則是他實現這一理想的兩個手段。“仁”是懷柔，“刑”是鎮壓，兩手交替使用，互為補充，構成了曾國藩的統治術的基本內容。
曾國藩常常把“仁”掛在口頭，形於筆端。他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一不如是，則流人小人而不自覺矣。”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根據孔子的觀點，禮是仁的外部表現，仁是禮的歸宿；如果人不仁，那麼禮又為何呢？“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仁，就是要求人們的一切行為規範複於禮、合於禮。
曾國藩承襲這一思想，根據“仁者，愛人”的訓條，聲稱“用兵之道，以保民為第一義”。又自號其家曰人本堂，八本之一是“行軍以不擾民為根本”。他作《勸誡州縣》說：“惟農夫則無一人不苦，無一處不苦。農夫受苦太久，則必荒田不耕；軍無糧，則必擾民；民無糧，則必從賊；賊無糧，則必交流賊，而大亂無了日矣！”所以，必須“重農以厚生”。又作《勸誡營官》說：“所惡乎賊匪者，以其淫擄焚殺，擾民害民也。所貴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擾害百姓，則與賊匪沒有區別了。”所以，必須“禁騷擾以安民”。甚至在鹹豐八年那個戰火紛飛的歲月，他還於十一月初六日在建昌前線作《愛民歌》共八十句，給湘勇規定了許多不許擾民害民的事。《愛民歌》本書前文已經介紹，這裏不再贅述。
鹹豐十一年，他又在安徽祁門大營作《解散歌》共六十八句，正確地規定了對待太平軍俘虜的“八不殺”，政策：
第一不殺老和少，登時釋放給護照。
第二不殺老長發，一尺二尺皆遣發。
第三不殺麵刺字，勸他用藥洗幾次。
第四不殺打過仗，丟了軍器便釋放。
第五不殺做偽官，被脅受職也可寬。
第六不殺舊官兵，被賊圍捉也原情。
第七不殺賊探子，也有愚民被驅使。
第人不殺捆送人，也防鄉團捆難民。
人人不殺都膽壯，各各逃生尋去向。
賊要聚來我要散，賊要擄來我要放。
每人給張免死牌，保你千妥又萬當。
往年在家犯大罪，從今再不算前帳。
不許縣官問陳案，不許仇人告舊狀。
一家骨肉再團圓，九重皇宮真浩蕩。
後來曾國藩自敘道：“吾自三年初招勇時，即以愛民為第一義。曆年以來，縱未必行得到，而寸心總不敢忘‘愛民’二字，尤侮頗寡。”
可見，“仁”是曾國藩這類統治者的政治思想的一項重要內容，確是一部分開明的統治者的主觀願望，也確是約束統治者的無窮奢求與專製言行的一種道德限製。
曾國藩一生中，總是兩副麵孔交替出現。一時候，“備陳民間疾苦”，滿紙仁義道德，到處示恩示德，一腔脈脈溫情；一時候，又磨牙吮血，猙獰狠毒，執刑唯恐不嚴，殺人唯恐不多。為什麼會如此？有人評述說：“文正在京官時，以程朱為歸依；至出而辦團練軍務，又變為申韓。”這一評論是不準確的，隻看到曾國藩的變，卻沒有看到他的不變。程朱以理學殺人，申韓以刑法殺人，都是統治者手法的交替使用；而且，那些道貌岸然的理學家，常常同時是劊子手，這在曆史上是有案可稽的，如朱竟在湖南血腥鎮壓萍來式起義，王守仁先後在江西和廣西血腥鎮壓農民和少數民族起義，被時人譽為理學家的曾國藩忠實地繼承了這一衣缽，並且公開說明：“威惠並施，剛柔互用，或一張一弛，有相反而相成。”他認為，用刑以逞威，用仁以示惠，是實行禮治的兩個相反而相成的方麵。他說：“除美去草，所以愛苗；打蛇殺虎，所以愛人；募兵剿賊，所以愛百姓。”——他就是這樣地把自己的殺人與愛人統一了起來。有時，他甚至對自己殺人不眨眼表示出一種無可奈何的心境，以為自己開脫：“吾輩不幸生當亂世，又不幸而帶兵，日以殺人為事，可為寒心，惟時時存一愛民之念，幾乎留心田以贍養子孫。”他似乎有一種“良心”被發現，在殺人屠城時要存一點“愛民之念”，於冥冥之中生怕子孫後代得到報應，故要“留心田以飯子孫”。這種矛盾心態，使曾國藩極易接受孔子的“不教而殺謂之虐”的思想。他批評說：“今天下郡縣牧民之吏，大抵以刑強齊之耳。任無知的人自為啄息喜怒，一不顧問。至其犯法，小者侄桔，大者棄市，豪強者漏網，弱者靡爛，苟以掩耳目而已。原國家所以立法之意，隻是如此哉！”接著，他說：“大概欲守土者，日教民以孝梯仁義之經，不率而再對他使用刑罰。”
曾國藩甚至把這種一手硬、一手軟的統治術提高到宇宙觀的高度，說什麼“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斯二氣者，自其後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則慶賞之事起，因義以正物，則刑罰之事起。中則治，偏則亂。”他把“育物”與“正物”分為二途，認為統治者必須既有“盛德”，又有“尊嚴”，必須視慶賞與刑罰為同等大事。這是對幾千年來的統治術的高度概括。董仲舒《春秋繁露·四時之製》說：“慶賞刑罰而同功，皆王者所以成德也。”曾國藩也說：“中則治，偏則亂。”中，指二者並舉；們，指重一輕一。一切以禮以德，一切優柔，則民無所畏忌，積弊叢生，政令不行；一切以刑以法，一切剛暴，則民無所愛暖，積怨充溢，揭竿起義。故日“偏則亂”。當然，“中則治”的統治術，不始於曾國藩。春秋時，鄭國大叔為政甚寬，結果群盜聚於山湖之澤，不得不興兵全部殺掉，盜賊就少了。大叔這時才對自己的“不忍猛而寬”後悔，因為子產生前曾開導過他：“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擁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左傳·昭公十二年》敘述這個故事後，引用孔子的話說：“政寬而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法家韓非子等人的老師苟卿說：“不道禮憲，以銜》、《書》為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春黍也。以錐食壺也，不可以得之矣。”《爾雅·釋詁》：“憲，法也。”苟卿是我國第一個以禮法並提的思想家。他在另一處說：“所以學習他的禮法思想”。孔子的寬猛相濟的治政思想，苟卿發展為“禮憲並道”，董仲舒稱之為慶賞與刑罰“同功”，曾國藩則叫做“威惠並施，剛柔互用”，實質都是相同的，後先相承。
然而，曾國藩一生行事，從長達十二年的鎮壓太平天國的活動，到攻剿撚軍，到濫殺天津的無辜，都說明他以刑殺為主，“德政”很少。雖然他在京官時有過“平銀價、清冤獄’等主張，在鎮壓太平天國時有過“重農事”、“禁擾民”等勸誡，但前者因他當時不是有實權的官吏，無從實施，而後者則因戰事繁劇，“時會有不得兼者”，都不過說說而已，無實績可言。晚年在直隸總督任上，有過賑救畿南災民、清理獄訟等舉措，亦不過用心良苦，收效甚微。有人把他在攻陷安慶、金陵後恢複縣學府學，趕修江南貢院等，也算作他的“德政”。其實，對這些措施，曾國藩本人說得很清楚，欲“上以往聖朝匡直之教，下以辟異端而迫吉士”。也就是說，他不過是想要獲得扶持名教的美譽，爭取江南士子的擁護，同時給尚處於“異端”的新思想加上幾層桎桔。時勢將曾國藩塑造出了一付猙獰的劊子手的臉孔，卻沒有使他給人們留下仁愛和善的形象。這是誰也抹煞不了的鐵一般的曆史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