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不管是曾國藩的“仁”或他的“刑”，都有鮮明的階級性。他強調要“分別良分”，把“民”分為“良民”、“莠民”或“奸民”兩大類，認為“民可愛，奸民不可愛”。他分別良莠的標準是什麼？是禮。言行符合禮的，是良民；否則便是美民。換句話說，遵循封建的道德標準，言行有利於鞏固封建等級製度的人，是良民；否則便是莠民。懦家的傳統是X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苟子·富國》說得更具體：“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製之。”曾國藩正是如此，他對地王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大講其“仁”，而對勞苦大眾——即他所謂的“旁民”、“奸民”從來不是教養他們“道德”，並對他們使用“禮”，而是“同時對他們使用刑罰”，加之以刀槍。曾國藩被稱為“中興名臣”。何謂“中興”？中興便是“複禮”，便是恢複和鞏固滿清王朝業已衰敗的政治、綱紀和等級製度。而他達到“複禮”、實行“禮治”這一目的的手段，主要是“刑”，即對準風起雲湧的農民運動的參加者，舉起白晃晃的大刀，堆起血淋淋的屍體。
而且，縱觀曾國藩一生的行事，也並不是時時處處都以誠為原則的，這最明顯地體現在攻破天京後縱兵劫掠和處死李秀成年兩件事上。天京攻破後，禦史賈鐸在京城中發難，奏請朝廷命曾國藩等將太平天國的金庫查明，報部備撥。這是對曾氏兄弟極為凶狠的一著，使他們幾無招架之力。無疑，太平天國的大量金銀珠寶，在幼天王等倉皇逃命的時候，是不可能悉數帶走的。湘軍人城後，或者對這些積存已搶劫一空，再也無法“報部備撥”；或者雖尚有劫餘，卻不願上繳，擬更飽私囊。不管是哪種情況，如果真相大白，曾氏兄弟不但功被過抵，而且聲名俱裂。七月十一日，清朝廷根據賈鋒的奏折，在延寄中指責曾氏兄弟說：“曾國藩以儒臣從戎，曆年最久，戰功最多，自能慎終如始，永保勳名。惟所部請將，自曾國荃以下，均應由該大員申儆，勿使驟勝為驕。庶可長承恩眷。”這話中之話，言外之意，路人皆知。但是，對賈鐸的指控，確又無暇可擊，連曾國藩自己在奏折中也說：“克複老巢，而全無財貨，實出微臣意計之外，亦為從來罕聞之事。”但是，曾國藩一則說：“乃十六日克複以後援殺三日，不逞他顧；偽宮、賊館一炬成灰”；二則偽造李秀成的口供，說“昔年雖有聖庫之名，實係洪秀全之私藏，並非偽都之公帑”；三則說，令湘軍將士將所括金銀退出，則“所抵之餉無幾，徒損政體而失士心”。曾國藩所指陳的這三點，破綻清晰都是不值一駁的。幸而，清朝廷此時因不願與曾氏的關係弄得太僵，才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廷寄中說：“逆擄金銀，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今據奏稱，城內並無賊庫，自係實在情形。”輕輕的幾句，把事情敷衍了過去，為曾氏兄弟暫時解了圍。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曾氏兄弟俘獲李秀成之後，沒有解京獻俘，卻於十七天之後匆匆將李秀成殺了。於是眾口喧騰，鹹謂曾氏兄弟專橫跋扈，殺人滅口，種種指摘，充塞朝廷內外，使得曾氏兄弟無以招架。
本來，曾國藩在六月二十三日的報捷折中曾向朝廷請示道：李秀成、洪仁達“應否檻送京師，抑或即在金陵正法，谘請定奪”。按理，曾國藩應待朝廷“定奪”後行。可是，他沒有這樣做，卻在七月初六放出李秀成飲宴了一通之後，便將他淩遲處死了。把李秀成檻送京師，當時是各方麵的共同意見，連曾國藩本人也記述道：“日來在事文武，皆請將李秀成檻送京師，即洋人戈登、雅妥瑪等來賀者，亦以忠逆解京為快。”曾國藩為什麼既不等朝廷定奪，又拂眾人心意呢？且看他的解釋：
臣竊以聖朝天威滅此小醜，除號之洪秀全外，其餘皆可不必獻俘。陳玉成、石達開即有成例可援。且自來無惡解京，必須誘以甘言，許以不死。李秀成自知萬無要道，在途或不食而死，或竄奪而逃，藩恐逃顯戮而貽巨患。與臣弟國荃熟商，意見相同。
在另一奏折中則又解釋說：
“李秀成權術要結，頗得民心。城破後，竄逸鄉間，鄉民憐而匿之，蕭革泅生拎李逆之後，鄉民竟將親兵王三清捉去，殺而投諸水中，若代李逆報私忿者。李秀成既人囚籠，次日又拎偽鬆王陳德風到營，一見李逆，即長跪請安。臣聞此三端，惡其民心之未去，黨羽之尚堅，即決計就地正法。厥後鞠訊累日，觀者極眾。營中文武各員始則紛紛請解京師，繼則因李秀成言能收降江西、湖腑股，又紛紛請貸其一死，留為雉媒，以招餘黨。臣則力主速殺免致疏虞，以貽後患。”
後一奏章所述，足見李秀成地位尊，威信高，號召力強，雖不是曾國藩所說的“元惡”，卻也是“要犯”，檻送首都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文武各員“紛紛請貸其了死”，曾國藩為何如此專橫跋扈，拂輿論而不顧呢？至於曾國藩援引陳玉成、石達開未解京成例，更不足以為憑。因為陳、石被俘，在戰爭時期，情況緊急，而李秀成被俘，在太平天國既亡之後，可從容行事。李秀成會不會在途中“不食而死”，曾國藩心中更是清楚的。李秀成被俘後，連日撰寫了數萬言供詞，不稍閑暇，並且向曾氏兄弟提出十條建議，明明白白表示：“今見老中堂恩惠甚深，中丞大人智才愛眾，惜土恩良，我願將部下兩岸陸續全收投降，而酬高厚，以對清皇上，以贖舊日之罪。”“若我有此本事收降我之部眾，再有複變心，仍祈正國法；如辦不成，亦正國法。是定我此者，實因欲保民為樂之意。”李秀成“免我兵不可再壞凡民”的欲望甚強，豈會中途中“不食而死”？且趙烈文、周門山曾審問過李秀成，李秀成“言次有求活之意”。這點，曾國藩不會不知道。所以，恐在途“不食而死”之說，不過是自欺欺人而已。
那末，曾氏兄弟為什麼背情道理，先斬後奏呢？論者成謂曾氏兄弟深有隱私，害怕李秀成至京後的供詞與曾氏兄弟連日奏章所言不符，立獲欺君之罪。這應是不刊之論。例如，他們報捷說，破金陵之日殺“賊”十萬，而當時城中連居民亦不過三萬來人；又如奏報幼大王已死，而李秀成實護幼主逃出城外；又如奏報李秀成焚毀天王府等，而實是蕭孚泅縱火；至於天京“金庫”，李秀成自然更知底細……這些問題，隻要有一件被李秀成在京坐實，本來小心翼翼處於一觸即發的矛盾中的曾國藩，完全可能由中興功臣一變而為階下囚。言念及此，怎叫曾國藩不繞室惶惶，不可終日？故兄弟熟商，力主速殺。這“熟商”二字，足見曾氏兄弟謀劃甚深，然而人們卻也從這二字中窺到了曾氏兄弟內心世界的某些消息。
更有甚者，朝廷六月二十九日關於令曾國藩“遴派妥員，將李秀成、洪仁達押解來京”的諭旨，曾國藩是七月初六日收到的，而他卻在當天將李秀成殺害了！又過了半個月，他才慢吞吞地於七月二十日複奏道：“初十日始奉將二首解京之旨。扣算日期，臣處應於初六日接到批旨，乃驛由安慶轉遞江寧，致遲四日之久。臣查軍機處封麵及兵部火票皆注明遞至江寧字樣，不知驛站何處錯誤。應即行文，挨站查辦。”曾國藩就是用這種驛站誤遞的技術性原因，偷偷地將他於七月初六日與渝旨對著幹的行徑掩飾了過去。皇帝諭旨，軍機要件，誰不小心翼翼，竟敢誤遞？這顯然是欺世之辭。清朝廷得到這樣的複奏，其實早已看透了曾國藩的內心，雖也於七月二十七日稱“著兵部挨站嚴查，係何處驛站錯誤，即行參辦”的指令，卻並不見有任何人因此獲罪，不了了之；而對曾國藩先斬後奏，既成事實，隻好追允了。退一步說，即使曾國藩確是七月初十日才接到解京的諭旨，那麼，他早在六月二十三日便有“應否檻送京師”的請示，為何不等批複便一意孤行呢？口稱“以忠誠為天下倡”的曾國藩，為了一己私利，對清朝廷的忠誠大大地打了折扣，至少在這件事上是如此。
在這裏，我們看到了曾國藩作為一個政治家的另一麵。